作者：马红漫

又一年春节将至，“民工荒”再袭珠三角。央视在深圳火车站的现场调查显示，有三成外来务工者表示将不再回到深圳，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用工矛盾。因为根据深圳市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第四季度，深圳市用工缺口已达到81.9万，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历年来深圳用工缺口的新高。

以常规思维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我国的农民工市场并不能简单地以此而论，供求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阻碍了“无形之手”的显效。一方面，实体企业对中高级技术人才“求贤若渴”，而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另一方面，农民工供给基本呈“榄核”特征，恰恰以缺乏专业技能者居多。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对600家制造业企业的招聘信息分析显示，其中40%以上的企业要求应聘者有技工证；而接受问卷调查的5000名农民工中，只有10%的人有技工证。需求与供给严重“错位”的结果就是，即便“招工难”困扰着许多企业，但这些企业仍不愿意主动提高普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每年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事实上成为企业员工的现实工资标准。由此，此次受访农民工反映的待遇低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作为趋利的企业不愿为务工人员提供“高薪”，有其成本核算的考量。然而，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下徘徊的工资待遇，又如何能让大批农民工有钱去“深造”呢？常年累月地重复简单劳动或许能让他们成长为熟练工，但却不可能拥有企业所期望的中高端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从当今农民工群体结构来看，随着大量第一代农民工“卸甲归田”，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务工大军的主力。他们对土地已经没有父辈那样强烈的依附感，并接受过更多的教育，希望在打工征途上增长见识、丰富人生。相形父辈们单纯的“挣钱”目标，他们更希望企业能够提供发展机会，期盼大城市真正接纳他们。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满足于当繁华都市的匆匆过客，强烈的归属感正在他们心中涌动。但这些诉求，在商言商的企业是不可能顾及也没有能力满足的。

所以，“民工荒”并不是企业应该独自面对的问题，它是目前我国整体劳动力结构失衡的一个缩影，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这其中，除了通过科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监督企业工资发放情况等方式保护外来务工者的基本权益外，有关部门还需要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打工环境。对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稳定就业”。

在笔者看来，要想实现农民工的稳定就业，所谓的“针对性措施”在两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提升农民工专业素质，使其能够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需求。政府应当加大对中低劳务人员的培训投资，根据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各种免费培训服务，并规定企业必须将员工培训列入到实践安排之中。其二，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层次诉求，改革城市功能定位，从源头上破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就读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为城市挥洒汗水的同时拥有一份“归属感”。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农民工身份转型问题，使其能与广大中小城镇的建设同步，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只有农民工对所在的城市充满感情，且他们不再因自己孤身在外、子女常年留守老家而伤神，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也才能够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发展目标。(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