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论文还要发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需要经社科处认定，换算成相当于国内“核心刊物”级别，存在风险，因此学校也不鼓励老师发表在国外刊物。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如果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他说。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六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这一点，赵涛竟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轻松感。

社科基金网站上的公告说，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需延缓结项。

赵涛的题目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结论正确，“说过头话，你还要不要结题了？”

赵涛很幸运，今年7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对赵涛们说，似乎“学术”与“申报基金”是一回事：学术就是申报基金，申报基金就是学术。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应被采访者要求，报道中的胡学文、赵涛二人为化名。感谢贺卫方、朱大可、王晓明、展江、陈力丹、易中天、郑也夫、初晓波、冯原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实习生常仙鹤亦有贡献）

　　（作者：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