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癌症”

1997年9月,周五晚上六点左右,Jerry邀请我和九岁的儿子一起到餐馆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各自点了一份晚餐,边吃边聊。Jerry脸上长了一个小肉瘤,刚做了切片检查手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检查结果。

他看起来很轻松,随意地问:“如果我的检查结果是癌症,你怎么办?”“你开玩笑吧?不可能的。”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的脸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一点不像大难临头的样子。当时Jerry只有37岁,家族没有癌症病史,不抽烟不喝酒,我根本不相信他真的会患癌症。

“真的,真的是癌症。”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没什么,”我很震惊,但是很快克制住自己,以轻松的口吻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办法治疗就行了。”回家后,我查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腮腺癌的著作。我越来越担心,很多问题不断地在脑海里翻腾。我无法想象家中没有Jerry的样子。可是我不敢让他感到我的忧虑,更不敢让他的情绪受到我的影响。他在我面前还是像以前一样,总是很自信的样子。或许是担心自己的人生会突然走向终结,他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治病上,而是将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比以往更满。

我理解他。如果禁止他工作,等于是剥夺他的生命。他是一个将事业置于生命之上的人。就这样,在他患病的最初时间里,我们都避免更多地谈论将来,避免谈论他的病情。

我和Jerry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选择了纽约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的DonaldSpiro医生。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世界最好的癌症治疗医院,Spiro医生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Spiro认为,Jerry所患的这种癌症扩散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能够合理治疗,延长生命是有可能的。这个消息令我们鼓舞,但是Jerry仍旧不愿减少工作时间。

在他患病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完全跟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更忙碌。很多人知道他患病后关切地问候他,他总是平静地回答:“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被自己吓死的,有三分之一是因为医生误诊而死亡的,还有三分之一是真的无法治疗而死亡的。我绝不会被自己吓死,也会尽最大可能避免误诊,所以我相信我会活得很长。”

向死而生

自1997年9月Jerry发现身患癌症起,一直到告别人世,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着殊死搏斗。虽然他也有过伤心绝望的时候,甚至想到过自杀,但他从未放弃他对生命的热爱,总是想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情。

他与癌症整整搏斗了十二年零五个月。

1997年9月,左脸颊接受第一次手术,切除癌细胞；1997年11月,左颊第二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Jerry按照医生的要求,每三个月到纽约看一次病,其他的时间仍旧全部用在了工作上；2001年4月,再次发现癌细胞扩散,左颊做了第三次癌细胞切除手术,嘴巴只能张开不到一厘米,面部歪斜,经过两个半月的放疗之后,Jerry又开始了工作,本来他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康复训练；同年12月,因为癌细胞扩散到肺部,他接受了第一次肺部手术；2003年第二次肺部癌细胞切除手术；2004年8月,接受脑手术,切除因为放疗造成的脑细胞死亡部分。

每一次手术和手术之后的化放疗都痛苦无比。每一次手术都会切除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脸越来越歪斜,嘴巴越来越小,甚至连说话、吃东西都越来越困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总是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年。他常说每活一年都是赚回来的。2009年圣诞节和新年前夕,Jerry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向朋友发了祝贺圣诞新年的电子邮件,告诉他们他还活着,庆幸自己又多活了几个月。

即使是在被病魔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刻,他仍旧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事业上。他积极推动中美日三国生物学家在克隆研究方面的合作,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个全球协作、共享科研成果的干细胞克隆研究的平台。2006年,他会同杨福家、吴瑞等数位国际知名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吸引国际顶尖克隆研究人才,帮助中国发展胚胎干细胞和治疗性克隆研究。2008年秋季,康州最大的英文报纸《HartfordCourant》的记者William为了撰写关于Jerry的长篇人物报道,经常到我们家与Jerry长谈。Jerry对William说:“我这一生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很后悔,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更多地关心我的妻子儿子和父母家人。”当时我也在旁边。我和William都笑了。我们跟他打趣,如果是那样,他就不是Jerry了。可是他很严肃,也很沉痛。Jerry离开我们之后,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他当时说那些话的神情。但是我想,如果真能重新活一回,他还是会将全部精力用于事业和工作。2008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一年。经过第六次手术治疗后,Jerry决心回到中国,尝试中医治疗。在北京遍访名医治疗无效后,Jerry回到美国家中继续西医治疗。

在长达十二年余的时间里,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着Jerry被癌症折磨得越来越不成人样,但是他对人生永远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总是鼓舞着我,让我以为他不会抛下我和儿子撒手人寰。Jerry的去世让我感到突然,我以为他至少还会再活一二年。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准备跟他一起去完成,在生物克隆领域中,我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设想需要一起去探索。

回首与Jerry共同走过的23个春秋,我感到无限遗憾。我没能尽早督促他注意身体。如果他活到80岁,我相信他的成就和贡献会比现在大得多。可是他就像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感到很满足,上帝眷顾我,给了我一位这样优秀的丈夫。我们在共同的奋斗中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美好的时光。Jerry去世以后,我继续承担了我们共同合作的课题。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过去陪伴着我,鼓励着我,今后还将继续激励着我面对人生的任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