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不知道他影响了上海

2007年,《相约多瑙河》摄制组在匈牙利采访,匈牙利官员告诉他们,上海的许多著名建筑如有当年“亚洲高度”之称的国际饭店、有“巨大落地玻璃窗”的大光明电影院、“拜占庭式穹顶”的焉息堂、“哥特式塔尖”的沐恩堂、“绿房子”等,都是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自上世纪初起,上海就因其建筑闻名遐迩,人们称它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在这个拥有艺术装饰风格建筑物最多的城市之一的东方巴黎,邬达克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但“邬达克”这个名字对许多中国人,包括上海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邬达克毕业于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一战期间,邬达克参加了奥匈军队到俄国战场作战时被俘。他从远东的战俘营逃出,先到哈尔滨,1918年11月他来到了上海。1925年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设计师事务所,他为上海留下了大批的建筑杰作。贝聿铭就是看到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国际饭店后,萌生做一个建筑师的梦想的。

1949年邬达克移民美国。美国移民局的卷宗里写道:“这些纪录表明邬达克先生,如果不是惟一的,也是远东杰出的建筑师之一。”因为邬达克的出生地受奥匈帝国版图变迁的影响,时而在匈牙利境内,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甚至还曾持“俄国护照”,邬达克不想蒙受匈牙利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和麻烦,曾自称“拉脱维亚人”。现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都在争夺邬达克的“国籍”。

2008年上海和匈牙利联合举办了“建筑华彩———邬达克在上海”的展览。

在今年上海世博会匈牙利馆里,有一面墙板介绍邬达克。

他们不愿说的齐奥塞斯库

也是在世博会上,罗马尼亚馆里轮番放映着《相约多瑙河》中的一集《罗明一家的中国情》。

罗明1950年从罗马尼亚公派中国留学,学习汉语,那是罗马尼亚和中国建交的第二年。他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做翻译期间,因为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很熟悉。他学好普通话后以为当翻译没问题了。

1958年他为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做翻译,他没想到毛泽东讲的是湖南方言,毛泽东讲了半天,他愣在那儿。“毛主席一看就明白了,安慰并鼓励我说,你的北京话比我好。”罗明说。1966年他作为翻译随周恩来出访了罗马尼亚,周恩来让留学生向罗明学习。

1990年,罗明成了第一任会讲汉语的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作为他的继任者,他的女婿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是现任的驻中国大使。罗明的夫人则早就转向做历史学家,出版了好几部介绍秦始皇和孔子的书。

作为外交官,罗明经历了中国“文革”、“东欧剧变”等不寻常的大事件,处境一度很尴尬。

说起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罗明说“人民痛恨那个专制的时代”,但作为一个人被那样枪杀,在人权上是值得反省的。

在罗马尼亚,摄制组询问到齐奥塞斯库的时候,受访者什么都不愿说。“他们在反思。”一位接受他们采访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说。

一些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退休老人,对现在的生活,他们说“还可以”,要让他们比较过去和现在,他们则什么也不说。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年轻人,则向往西方生活。“我们采取的是客观记录的风格,不判断不评论。”翟俊垠说。

摄制组一直试图完整展现齐奥塞斯库的痕迹。齐奥塞斯库的墓地一直是禁止任何拍摄的,但摄制组想方设法用便携式录像机偷拍到难得的镜头。还采访到许多当事人,包括齐奥塞斯库的侄子,他侄子当年曾经很风光,是他们老家当地的警察局长。

罗明说,现在支撑罗马尼亚经济的大型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齐奥塞斯库时期建造的。

铁门水电站工程就是齐奥塞斯库的一个政绩。这是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修建的欧洲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大坝中间的水闸正是两国的分界线。从罗马尼亚这一边可以看到铁丝网那一边的草坪上大大的“铁托”两个字,但不能跨越一步。2008年摄制组在罗马尼亚一边拍摄,通过“内线”找到当地一位宣传官员,他退休后是科普作家,他带摄制组到水电站,“千万不能拍到警察”,只能拍大坝。

关于《齐奥塞斯库》那一集,国内同行专业频道的负责人看了说,“很好,但我们有顾虑。”关于齐奥塞斯库,有些电视台做过简短的专题,西方国家的纪录片都是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做的。最后《齐奥塞斯库》这一集正式在电视上播出,这也是东欧剧变20年后比较全面记录齐奥塞斯库的纪录片。

一个叫保中一个叫保华

摄制组找到了更多的华人移民在多瑙河的故事。

今年4月,93岁的张荪芬在索非亚去世,未能看到关于她的电视片在一个月后的播出。

1940年,出身名门、从燕京大学生物系护理教育专业毕业的张荪芬来到贵州的国际医疗队总部做护士,工作之余一起参加大合唱,有文艺才能的张荪芬注意到一个不合拍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从保加利亚来支持中国抗战的甘阳道医生(扬托·卡内蒂,DrIantoKaneti)。他们互相关注着对方,有一天,在林中散步时,他们互订终身。1945年,张荪芬随着甘阳道回到他的故乡保加利亚。后来他们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保中,一个叫保华。

1952年,中国派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到保加利亚创办第一个汉语教学点,张荪芬放弃医生职业,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做了朱的助手。两位专家并肩工作,他们编辑的保中双语教材至今还在当地使用。1955年朱德熙回国后,在保加利亚教授汉语的任务就落在了张荪芬身上,张荪芬到索菲亚大学汉学系做教授。60年来,她培养了保加利亚两代汉学家。在许多人争相得到一个欧洲护照的时候,张荪芬一直持中国护照。

中苏交恶的时期,学生们把索菲亚大学图书馆里所有中文书都找出来烧掉,也包括她辛苦编写的教材,张荪芬赶到现场,大声喝退了烧书的无知少年。

东欧剧变那些年,张荪芬在索菲亚大学的工资只有人民币80元,晚年的生活十分拮据。但她不改热情,凡是到保加利亚的新移民,不管是做生意的,还是留学的,几乎都得到过她的帮助。人们把她叫做“伟大的中国母亲”。

电视片播出后,张荪芬在中国的学生给电视台编导打电话,感谢他们终于把中国与保加利亚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张荪芬的名字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观众。

多瑙河的中国移民也有“另类”的。

一个移民群落是看准商机挣了一把大钱的浙江农民。不少人靠倒拖鞋发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许多是眼前的这群中国移民给他们留下的。“贝尔格莱德从五千多移民到现在的一万多移民,人多了,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是偷渡客,有的坑蒙拐骗,有的跟当地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曾驻贝尔格莱德的新华社记者连国辉说。

连国辉2005年初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街道上不堵车,2009年他回国时,街道上开始堵车了,“好车也多起来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在往上走。”连国辉说。与此同时,东欧人的购买力提升了,他们从中低档的中国商品转向西方的高档商品。“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越来越难了。”三年拍摄下来,多瑙河和中国、和广东到底有什么关系,翟俊垠和他的团队有了更多感触:为什么中国人生活得那么急功近利、那么焦虑,而多瑙河沿岸国家的人无论贫富,生活得都比较安逸自在,没有慌乱；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但多瑙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相对都保护得比较好,人与自然那么和谐。

现任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总裁的张惠建庆幸这次的“走出去”,以前“走出去”,很多是在海外“华人圈内走一遭”,进入不了主流社会,电视讯号落不了地。

深入对方的好处正在显现,保加利亚的玫瑰油和前苏联“酒窖”的摩尔多瓦的红酒想卖到中国市场,翟俊垠他们的团队打算跟广东有关方面协商在广交会专门开设一个东欧展馆；中国演出商看了《梦幻玫瑰谷》一集,打电话想邀请保加利亚民族歌舞团到中国演出。受这台多瑙河音乐会的启发,欧洲演出商也希望组织一台中国的民族音乐会到欧洲巡演。“让黄河、珠江和多瑙河串串门。”翟俊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