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难民的女儿

　　身为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农村渔村长大，被排除在当地的绵密的传统关系网络之外，疏离是我的生存位置，跟所有热闹的核心的疏离。但是，我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在闽南人的农村跟渔村中长大，我最熟悉的人，反而不是那些大陆外省的伯伯、妈妈们，我没有住过眷村。最熟悉的人们，是渔村里面、农村里面的那些人。你自然的对他们关怀，因为理解而关怀。我看到他们三更半夜的时候赤脚出海，我跟朋友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会有海难尸体漂上来，也看到朋友的家人去招魂。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到谁是外来的、什么我是边缘的、疏离的，这就是情感的自然渗透。

　　看事情的位置疏离，不代表我的感情不投入。

　　九、战士授田证

　　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基本上，可以称他们是时代的受虐儿吧，青春整个都过去了。有那么多人当初是被抓兵抓来的，等于是说绑架来的。他被迫做了这么多年的兵，然后到最后得到一个没有田的“战士授田证”，一个以国家之名所给出的空头支票，这就是他的一辈子。

　　而在台湾的十七八岁、十九岁的青年人，当日本人开始要在台湾征兵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是给一千个名额，结果有六十万青年要报名。报名不上还有要自杀的，很多人咬破指头写血书。

　　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种忠跟奸的立场去分的话，那没完没了，是不是？一整代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少数，这个时候，可能某个程度可以抛开忠奸跟立场之分。战争时，台湾的年轻人，被日本的国家机器给包装、诱骗、绑票，然后送到南洋去为天皇牺牲。大陆当时的年轻人，被当时的国家机器所绑架，诱骗，送到国共的战场去。现在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谦卑，以人的价值作为核心来看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十、简直就是亡国奴

　　帮我校对的一个台湾年轻人边校对边流眼泪，对我说，他看了书想起自己的爷爷。小时候看见爷爷和一群老友，常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一唱就是日本军歌，而且还互相抄着歌词，极为认真陶醉地唱。他在国民党的教育下长大，看见自己的爷爷唱日本军歌，那是多么让人瞧不起的事情，简直就是亡国奴。校对时，读了书中关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才知道爷爷那一辈台湾青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读书涕泣，是感受到，“爷爷一辈子太寂寞了”。

　　很多口述史都提及，台湾兵比日本兵还要残暴，那也很自然。比如说日本人1941年打进香港，他们会把殖民地的台湾兵放在前面，当炮灰。占领了之后，最低下肮脏的工作，比如必须暴虐打人的工作，让台湾兵去做。台湾兵作为被殖民者，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可能就会有一种扭曲的心理，想特别向你的长官证明你很忠诚。怎么证明呢？就是打得比日本人还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十一、文明史的长镜头

　　为什么用“失败者”这个词？内战，国军明明白白是失败的一方；而台籍日本兵，二十万人去为天皇效忠，死的死，伤的伤，零落的零落，还有很多人，上了绞架，当作战犯处理，一辈子都不算数地回到台湾。你用军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失败者。

　　可是，你如果以人的价值和文明的长镜头去看的话，失败有它正面的意义，过了六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跳脱用战争史跟军事史的单一眼光来看过去，可以用文明史的长镜头来看看。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从各个路线逃亡到台湾来的两百万人，加上台湾经过五十年殖民历史的这六百万人，这两股在军事、战争中失败的人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在转化价值观。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也许这种转换会更迟缓。

　　十二、集体这个大怪兽

　　不管是解放军、日军，或者是德军、苏军，我都看到那个机器里面人的原型。

　　就是说，人跟人加起来变成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会如何走样，回过头来异变成一个大怪兽，把你给吃掉。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

　　变不变怪兽，要看人跟人的汇集，里头的那个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觉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轻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去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里，你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个人，必须要有多高的警觉性才能避免你的那个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书里头的所有十八九岁的人，不管是在山东、十九岁时被抓兵的诗人管管，还是十七岁开始流亡的痖弦，还是台湾日月潭旁边的蔡新宗，或者是台东卑南乡的原住民吴阿吉，他们全部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国家那个大机器吸进去，一辈子就被“做”掉了。这，难道是无可避免吗？

　　我想这不是无可避免的，不是惟一的选项。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轰炸机，从法兰克福的机场，起飞去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我印象深刻的是，2月，半夜里我会听到轰炸机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越过我家天空，往那边去。但同时发生的是，德国不少职业军人，带着枪和头盔，走到军营门口，把枪插在地上，头盔挂上去，然后就走了。就是说，他这个十九岁的人，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不同意集体在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苏联红军的一员、纳粹德军的一员、国军的一员、或者是日军的一员，那其实在测试，一个社会里十九岁的人，如果对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跟警觉，很可能那个集体走的方向是可以不一样的。

　　但是跟“集体”的关系很复杂，不是只有“对抗”而已，也有“合作”和“支持”的时候。

　　这包括我跟飞力普之间的讨论，他要去服兵役了──德国还有义务兵役。他说他绝对不愿意去服这个兵役，还把他们国家的基本法拿出来，说，第四条写的，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飞力普坚决不肯去服兵役，他其实也有健康的合理理由，但是一切都得依法行事。后来的演变是，飞力普跟德国军部打官司，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他已经去上大学了。

　　十三、谢谢

　　书出版之后，那个打开记忆抽屉的能量就一直在滚动中，引出很多后续。其中之一，是柯景星的故事。他是个台湾籍监视员，奉命看守婆罗洲的战俘营。战后成为战犯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十年徒刑。

　　战俘营中关押着一个卓姓中国领事、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幼儿，柯看领事夫人两个孩子快饿死了，领事夫人请求他的帮助，他就设法偷偷地弄了一些鸡蛋，送给她养孩子。坚毅不屈的卓领事在日本战败前被日军杀害。书出来之后，有一天我从美国得到一个电邮，是一位卓女士的来信，就是这位卓领事的侄女，她说幸存的卓领事夫人曾经告诉家族这段战俘营的历史，交代家族将来若有机会要找到这位台籍监视员去谢恩。

　　事过六十年之后，这位有心的卓家后人，真的从美国飞到台湾彰化乡下去见已经九十岁的柯老先生，当面谢恩。柯景星的家人说，卓家人来谢恩之后，柯景星高兴到话盒子打开了，话很多。

　　柯景星在那个历史的会面后大概一个月，就过世了。

　　过了一辈子“错误”的人生，到最后竟然还听到一声“谢谢”，柯景星是少有的了。

　　十四、你所不知道的

　　我们太缺理解了，不只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不理解，还有两个方面，非常严重的欠缺理解。一个方面是在台湾内部，外省人、本省人彼此的不理解。在台湾内部，两边的人，1949年，流到这个小岛汇聚，从此组成了命运共同体，但是其实不知道对方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这么将就着，凑合着，六十年来，自己心里的那个创伤，还是没有处理过。

　　另一方面，是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不理解。这本书若在大陆出版真的可以有一个副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的人如果真心关怀台湾，先得了解台湾人。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倒过来，也是一样，你说，有多少台湾人真正了解大陆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了解了，你也才知道有些创伤，即使过了六十年，还是需要诚实的面对、温柔的治疗。

　　十五、看见对方的伤口

　　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你只能看见他，看不见他四周的墙或门或窗或镜，你看着他露出愤怒，沮丧，幸福或怀疑的各种表情，但你无法真正确定那愤怒是否真的愤怒，沮丧是否真的沮丧，幸福或怀疑是否真的幸福或怀疑，因为你看不见他面对面的墙上或镜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他所面对而做出的那些反应，究竟该怎么解释。你看见他，但是你不懂他。

　　我到广州寻抗战时的天河机场，到南京看大屠杀的现场遗址，到衡山追当年祖母扛着锄头牵着父亲听毛泽东演讲的地点。我发现，对大陆，我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在我的对大陆的认知图谱上，有古代和当代的交错，有想象和现实的悖论，有文化和政治的价值困惑。我常常迟疑着不愿意立下定论，是因为我总想先看清那交错和悖论之间有多大的与真相的落差。我不那么急于审判或拥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看不清那个密闭房间里墙上镜里藏着些什么。

　　对或不对，我发现我是用长镜头在看大陆的。

　　长镜头看出去，面目也许清晰，但是，究竟怎么解释你所看见的呢？

　　一个德国汉学家和我聊中国。他说，从启蒙时代一脉相传至今的很多基本价值和规律，好像都被眼前的中国“崛起”给推翻了——这究竟怎么说？

　　我说，“原来你也觉得难办。”

　　既是故乡，又是异乡，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正是一个最特殊的无可取代的视角。是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很愿意在大陆的某一个城市一角住下来，生活一段时候，也许要那样，才能有一点点在泥土上赤脚行走的酝酿。

　　也许要有个小小的房子在闹市里——一定要有厨房的人间烟火——才可能让我慢慢看见墙上和镜里的东西，才可能看出愤怒真不真，幸福假不假，悲伤有多深，希望有多远。

　　不，我们不能把和平的寄望全部投掷在政治人物的握手和政治协商的签订上，因为政治人物和政治协商都很容易因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权力争夺而变动。如果两岸的人民本身对彼此没有足够的理解，同情，尊重，和平是没有真实基础的。

　　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

　　我发现美国诗人朗费罗说过一样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读懂敌人深藏的历史，在他的生命里看见他的悲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都会被卸下了。”

　　记者 朱强 夏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