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说我是挖煤的，但不可以说我是臭挖煤的。因为我还有梦想”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山西怀仁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王刚穿着牛仔裤和紧身黑背心，长发潇洒地斜分。做矿工已经一年半了，他看上去比同龄人强壮很多。
“这是下井干活的结果，”他嗡嗡地说。胳膊上的肌肉紧绷着。我说你做矿工之前是什么样？他指了一下正在屋里打游戏的弟弟，那是个十分清瘦的年轻人，T恤衫外露出两条细细的胳膊--过了今年，他也要下井。
“两年前，我比王强还瘦。”哥哥说。
一位业余的苏格拉底
王刚讲他小时候去矿区的澡堂洗澡。“是那种既能淋浴又能泡澡的澡堂子，”他回忆说，“是我们附近条件最好的澡堂。”
他经常和几个同龄的伙伴去泡澡的池子里面游泳、玩水。赶上挖煤的工人下班，老远就能听见他们互相笑骂的声音。他看着工人们赤条条地进来，池子里的水立刻被染成黑色。每当这时，他都像触电一样地跳出来。他不知道那些矿工是否看得出一个孩子眼中的嫌恶。
“在那时的思想里，觉得矿工很脏，”王刚说，“觉得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们。”
王刚记得自己第一次从井里出来那天。除了眼白，满脸黝黑。他脱掉黏在身上的棉衣，钻进池子。从那些纷纷躲避的孩子眼中，他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说那一刻的失落感久久不能忘记。
他愿意和人分享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沉浸其中。当他回答完你的问题，便会转换话题，开始询问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北京人一月挣多少钱？北京的房价有多高？”
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评论的人：小到哥特和朋克的区别，大到80后和90后的差异，滔滔不绝，像一位业余的苏格拉底。他说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有三人以上的地方，就没有公平这个词，总是会出现弱肉强食。”他不相信佛教所谓的“众生平等”：“如果众生平等的话，为什么菩萨要骑着坐骑？”
细细分辨他的思想来源，你会发现里面既有传统家庭的灌输，也有摇滚青年的自修，甚至还有一部分来自床头的传销课本《如何摆脱贫穷》--那上面已经画满了道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
王刚更喜欢回忆多年以前的那段时光。那时，他还是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艺术青年。
他毕业于山西戏曲职业学院，学的是考古和文物管理。他说，这在大城市会是个比较光明的专业，但在这里就只能压箱底。在他看来，小县城的逻辑简单而清晰：“你老爸当官，你就牛；你老爸挖煤，你就菜。”
王刚的姨夫曾在地方任职，答应毕业后把他调到县里的文物局工作。毕业那年，姨夫下台，文物局的事也就此成为泡影。王刚只好回到太原自谋出路。
他说，他一度想走艺术之路。
大学期间，他就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喜欢枪花、老鹰，喜欢黑豹、许巍，但最崇拜的是Beyond。为了向Beyond致敬，他们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BY。
这些怀揣梦想的县城年轻人，白天躲在太原的一间地下室里排练，晚上出来寻找演出机会。王刚说，这样的生活几乎很难见到太阳。他们在很多酒吧打过工，唱一晚上的酬劳是200元。
在王刚看来，摇滚乐是音乐中最牛逼的形式，可酒吧老板并不这么认为，所以BY乐队永远只能作为暖场。
“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艺术学校的女孩子，”王刚告诉我，“她们穿得很少，长得也很漂亮。”
酒吧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在这个煤炭大省，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台下并不缺少一掷千金的老板。女孩子们每唱完一首歌，都会有“懂得欣赏”的老板送上100元一个的花篮。
“你知道那些老板富到什么程度？”王刚两眼放光，“我亲眼见的啊，一个老板，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百元大钞放到电子秤上称。我当时就傻了，心想哪怕分给我一个鞋盒也好啊，分给我一个鞋盒，我的命运也会发生改变。”
命运被改变的是那些女孩子：演出结束后，送花篮最多的人就可以带着女孩子离开。
王刚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和他很要好。“她刚到酒吧时还很清纯，什么都不懂。我劝她离开，说这里不适合她。她说她只是想来挣点零花钱。我怎么说她都不听。第一次上台唱歌，就有一个老板不停地给她送花篮。过了几天，她不再来了。后来才知道，她被那个老板包养了。再后来，老板甩了她。她约我出来吃饭，还背着老板送她的LV包。她涂着烟熏妆，看上去比以前成熟很多。她说她现在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只希望能再遇到一个老板，因为她已经过惯了那样的日子--被包养的日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王刚对我说，脸上带着一丝困惑，整个身体向前倾斜着，“在酒吧的日子，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时间长了，我对整个社会都感到怀疑。”
你们会不会唱《光棍哭妻》？
王刚选择了逃离。
他开始去一些县城跑场，甚至为红白喜事做演出，只因为那足够简单。
那时候是冬天，他一个月内带着乐队跑了37场，得到700块的报酬。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白天吃清汤挂面，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演出得不到县城观众的认同。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孝义演出。我们在台上演，台下的小孩用气枪射我们。吉他不仅是乐器，更是我们的挡箭牌。最后，一个愤怒的老大爷终于冲上了舞台，拔掉了那把该死的贝斯的电源。老大爷质问我们：你们唱的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说，这是摇滚。老大爷很严肃地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唱《光棍哭妻》？见我们不说话又问：《小寡妇上坟》呢？”
他们失魂落魄地下了台，又被老板骂了一顿。过了一会儿，台下突然传来一片叫好声。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王刚问我，“那是老板为了挽留观众，提前派上了脱衣舞表演--这就是现在县城的精神生活。”
孝义之行后不久，乐队解散了。“当初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共同的信念，”王刚说，“当信念被现实击碎，解散就成为必然的命运。”
很长一段时间，王刚都感到一种无力感。“如果说玩摇滚的人都很愤怒，不迎合主流，那么这种姿态在县城里就是一种奢侈。”时过境迁，他边抽烟边解释着，“在县城，你没有观众，也得不到认同。凭音乐，靠艺术，根本无法生存，死路一条。艺术是在大城市玩的，是给有钱人玩的，没钱你搞什么艺术？”
BY乐队解散后，贝斯手去卖猪肉，鼓手在培训学校教街舞，而王刚一度靠在酒吧当DJ维持生活。在酒吧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她是学校模特队的成员，和很多女孩子一样，看到招聘来酒吧打工。
在他的劝说下，她离开酒吧，成了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太原过着再简单不过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王刚的选择充分表明了他来自一个传统家庭。“当时简直快崩溃了，”他说，“但咱毕竟是男人啊，要对女人负责。”
他和女朋友结了婚，拍了婚纱照。不久，女儿欢欢降生。那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积蓄。
“妻子没奶，孩子要吃奶粉。凭我当时的收入根本养不了家。”王刚回忆，“而在我们这个煤炭县城，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只有一个平台。如果你只有A可以选择，那你就只能选择A。”
你现在让我上去，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2009年3月，王刚开始下井。
王坪煤矿有3万人口，6000职工，其中只有500人在井下作业，王刚是其中之一。煤矿工人分早、中、晚3班，每班12小时。早班5点从家走，5：30开班前会，下井工作，直到下午4：30出坑，洗澡，5点回家。午班是中午1点下井，夜里1点回家。晚班则是晚上9点下井，第二天上午9点回家。
工人们要坐上装煤的火车，一路下行。
半个小时的路程，没有一个人开口。每个人都闭着眼睛，等待着路的尽头。王刚说：“等车停下来，就是人开始走。”
每个人的负重都在200斤以上。因为地下的温度低，还要穿上厚重的棉衣。防止瓦斯聚集的鼓风机一刻不停地吹着，吹在他们的脸上，也吹在几乎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上。因为一直处在黑暗里，脑子几乎无法想任何事情。王刚说，每当从井里出来，阳光都让他产生一种不真实感。
最初下井的日子，他被单杠粗的钢筋压垮了。他一边走一边哭，“感觉那东西压得骨头都在叫”。
那一刻，他才开始理解这个职业。“你必须成为男子汉，”他说，“否则你就无法从事这一行。”
劳累并不是最残忍的，它几乎是矿工们面对的最善良的敌人。最残忍的是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没有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像玩轮盘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出局者是谁。”
死神总在试图接近他们。
一次，支护的顶子全塌了。老工人一听声音不对，“哗”地就跑了。刚下井不久的王刚还愣在那儿，直到快塌到跟前，他才开始玩命地往外跑。他说，这是他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事故。
不久，一个和王刚一批入井的80后就出了事。那是刚来的第二个星期。他们上午还在一起说说笑笑，下午机器就切掉了那人的几根手指。王刚从地上捡起包在手套里、还在跳动着的指头，像傻了一样。他还记得那人被送出井的路上，一直在说：“我还没找老婆。”
“这之后，我就无数次想，如果哪一天轮到我了怎么办？”王刚说，“如果我死了国家会给我20万的抚恤金，这是我一条命的价钱。”
井下最可怕的无过于瓦斯爆炸。一次瓦斯爆炸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大同白洞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瓦斯爆炸，”王刚说，“当时是900多人下去，只上来200人。”
王刚无法忘记他们去白洞矿难遗址参观那天。他看到偌大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死者的名字。从遗址回来，他感到心情沉重，他不想再下井，起码在这特定的一天，他想逃避死亡的阴影。一个和他要好的同事打趣他：“咋不去了？少挣多少钱！”
王刚不想回忆这一幕，可它无法回避。那是第二天王刚下井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同事被人抬上来，腰被压成了两段。王刚不停地问着周围的人怎么了。老矿工们只是平淡地说了一句：“还有气，死不了。”王刚还想再说什么，可却无法开口。另一个老矿工说：“有气就是万幸了。”然后是漫长的沉默，每个人都不再出声。
“我当时觉得他们都麻木了，对死亡，对生命。”王刚说。
在井下，他也习惯了老矿工们的语言方式，那是一种用“操”和“屌”连缀起来的现代汉语。在危险、枯燥、重复性的工作中，互骂成了大家内心交流的方式。
“上一级骂下一级，下一级再骂下一级，而我们最低级的互骂，都是脏话。”王刚说，“因为体力劳动实在太辛苦，只有这样骂才能发泄。”
还有女人。“谁家的媳妇偷汉了，哪里的小姐漂亮，这些都是我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好，每天吃饭的时间，他们都让我讲。”王刚笑着叹息，“其实他们对真实性要求不高，只要是这个话题就可以。”
和那些老矿工们相比，80后的王刚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我喜欢上网、编程、K歌，而在老矿工们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他们有的一个月花上千来块钱吃猪肉，因为觉得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今天不吃，明天可能就吃不上。也有的相反，连一个西瓜都不舍得买，因为觉得那钱是他们拿命挣来的。
“他们满脸皱纹、不爱说话、默默无闻，总是低着头走路，因为腰已经直不起来。他们才40来岁，可是看起来像60岁的一样。下班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坐在外面晒晒太阳、发发呆，然后就回家睡觉，直到老婆把他推醒，问他工钱呢？”
有一天，王刚和一个老矿工聊天。他问老矿工想不想上去。老矿工对他说：“如果15年前你跟我说这句话，我就是飞也要飞上去，现在不想上去了。我干了15年，已经和这个社会脱轨了，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你现在让我上去，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挖了15年的煤，什么都没有，上去以后还能干什么？再说了，如果上去，上面的工资不如底下高，有老婆、孩子，什么都是钱：家里的柴米油盐钱，孩子上学交学费……”
王刚希望改变，可他几乎陷在同样的顾虑之中。他告诉我，他甚至一度不相信自己还能干别的工作。
“那种惶恐，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因为我还有梦想
我们一起吃着午饭：米饭、鸡蛋和炒土豆丝。吃完这顿饭，再过一会儿，王刚就要继续井下12小时的工作。
他一边吃饭，一边继续着他的讲述：“前几天在井下等车，我看到一个老工友。他在那儿看着远方，满脸都是黑的。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啥也没想。我问他干多少年了。他说今年58，已经干了20多年了。我说，都58了，在这个行业应该不用下井了。他说，上不去，早就想上去了，上不去。”
王刚沉默了一会儿。我等待着。
“我问他，干这行的，干多长时间才能上去？他说，干到死才能上去。我当时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问他怎么从麻木中走出来。王刚说是因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天，他看到这部电影，被周星驰的一句台词深深打动。周星驰说：“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你不可以说我是死跑龙套的！”
“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王刚对我说，“我就想，你们可以说我是挖煤的，但不可以说我是臭挖煤的。因为我还有梦想。”
在矿上举行的职工卡拉OK大赛，王刚仓促上场，却以一首摇滚版的《家在东北》赢得了二等奖。
“我对自己说，虽然我是矿工，但我永远也不会改变摇滚精神。什么是摇滚精神？不迎合，有思想，还有一点，责任。”
王刚反复提及男人的责任，仿佛那是一枚书签，夹在他思想的深处。他的语气平淡坦然，让人很难相信，说这话的是一个23岁的青年。
“不管多苦多累多危险，我必须得去，这就是责任。”王刚说，“如果我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我生她干什么？如果我没有能力养活老婆，我娶她干什么？所以我必须得干，坚持不下来也要坚持，就是这个信念，一直激励着我。”
但恐惧依然侵袭着他。
“如果有别的选择，我不会来挖煤。”他对我说，“但一个县城的青年，像我这样普普通通、没有钱、没有关系的县城年轻人，还能干什么呢？”
他说，有多少次，他躺在床上想自己不应该是一辈子挖煤的。“我总是觉得，如果老天爷让我挖一辈子煤，为什么当年让我学那么多东西呢？”王刚说，“我们80后的矿工都有一个梦。我们一定会上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
几小时后，王刚像往常一样沿着铁路向矿山走去。他去传达室领了号牌，在澡堂换上那套带着汗酸味的棉衣棉裤。他和其他人一起走到井口，坐上火车。广播照例开始播放那首《男儿当自强》：
傲气面对万重浪
热血像那红日光
胆似铁打骨如精钢
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
我发奋图强做好汉
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
王刚在昏暗的灯光下，闭上眼睛，等待着拉煤车把他运到地层的深处。
（感谢腾讯小丁、李倩为本文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