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一年多前，托尼·朱特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消息传出，他立刻被冠以“人文领域的史蒂芬·霍金”之称。伤悼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捎带了一点小小的祝愿，希望患上恶疾的教授能像霍金那样神奇地活下去，即便浑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能动，仍可通过脑电波源源不断地输出学识和思想。可惜这愿望落空了。

朱特的最后10年，像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成为了标准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以文学批评起家，而1948年生于伦敦的朱特专治历史，后来两人都入了美国籍，双双成为美国政府不依不饶的批评者。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毕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血统，朱特却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然而就凭他那毫不亚于萨义德的抨击以色列内外政策的强硬姿态，人们很难想象他早年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读托尼·朱特的文字，如见其人，他一反学院派历史学家侧重考据、持论公平的特点，好用论辩式的语风，将对历史的精到把握融入他的观点之中。2005年，他的《战后欧洲史》出版，很快被誉为在该领域中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他说欧洲人尚未走出“战后”。按理说朱特视苏联为一种绝对罪恶，理应多少沾染一些主流保守派学者在1990年代以来的乐观情绪：东欧“解放”了，冷战结束了，即使地区冲突仍时有发生，有什么理由认为未来不会更好呢？但他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战争，连同对待战争的态度，始终是欧洲人沉重的心灵包袱--他们必须有选择地记住一些，忘却另一些。当然，东欧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他们的政治与思想意识都在莫斯科长期的牢牢掌控之中，不得越雷池一步；西欧人则在美苏对峙的几十年间，通过自主选择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战后重建。在“重建”中：“二战”期间各国的驱犹、屠犹暴行被悬置不论，战时的通敌行为成为不能触碰的伤疤，从战前到战后出现的对纳粹主义的好感，也被人们集体心照不宣地不予评论。对西欧人来说“过去”是一道宽广无垠、润物无声的阴影，必须把一些难堪的东西留给它去无声无息地吞没，人们在暗处埋头活下来，借助时间和代际递嬗的作用，一点点忘却痛苦，告别过去。

朱特承认，选择性遗忘让欧洲迅速稳定了下来，但作为个体，他关心的是这种有意识的自我麻痹付出的代价。在他关心和研究过的领域里，“失败”是一个关键词：1967年“六日战争”后他前往以色列，发现以国在从“抵抗者”向“征服者”过渡中的失败；1960、1970年代他在法国搞研究，发现了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1988年后来到美国，又看到美国人在兑现建设一个更理想社会的诺言上的失败。此外，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者，他对20世纪后半期欧洲中左翼在价值信念、政治实践、文化介入上的全面告负印象深刻。这些印象，被他写入了几部优秀的历史论著：《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责任的重负》、《不完美的过去》。

宁为狂狷，无为乡愿。在朱特眼里，从战争中活下来的人避视身上的道德之伤以换取谅解与和睦共荣，只可济一时；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敢正视苏联的真相，已经付出了身名俱裂的代价。战后欧洲人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逃避良心，时而与记忆互搏，时而与立场互搏，朱特太熟悉这些，所以才那么激烈地主张，今天的我们不能惧怕对是非作判断。领导者战战兢兢，害怕坏了求同存异之规，落下个政治不正确的话柄，但正如朱特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你那么在意慎重对待他人之所信，为什么不敢拥有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信某种东西，我们最好是找到一些办法雄辩地说出来。否则为什么别人要听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惧怕价值判断和“道德说教”？假如我们“把判断对错善恶的权利让给各式各样仍在使用那种语言的人”，我们就将无法对任何事情--从海外援助到堕胎再到安乐死--的难题给出答案。

这种信念与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对加缪的分析完全一致。加缪当年质问他的左翼战友：“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克尽职守又如何？”他身上那么多矛盾--“叛离”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经常炮轰美国的美国人，为左翼社会民主一再唱挽歌的社会民主派，常对与自己怀有同样理想的人泼冷水的理想主义者--由此便不难理解：在任何公共问题上发声，他都基于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而非出于宗教信仰、种族身份、习惯或个人利益的考虑。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翻译《责任的重负》一书，2007年中译本出版时还与他通了几次邮。完全未曾料到，转眼之间，一位生龙活虎、思想永不会枯竭的知识分子，只能以在轮椅上追忆往事等待大限来临。他的病中叙述陆续发在了他长期供稿的《纽约书评》上，现已结集成《乡土式微》一书：“我被疾病囚禁，时不时就有越狱获得自由的冲动，所以要说给别人听。”“我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把我碾碎至死，但我不知道那天何时降临。”

8月6日，托尼·朱特终于去了。人间又少了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份关于生命终极的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