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庆县高良镇江南村里的部分越南妈妈及其子女。赵洪杰摄

莫国华一家四口人,户口本上只有他自己的一页。赵洪杰摄

　　●上世纪90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仅记者调查的一个村,就有十几人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员,更可能“世代都是黑户”,由国籍认定而来的升学、就业难题纷至沓来

　　●遵照现行法律政策,她们的子女入户,意味着她们将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了中国境内“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的那条河流。狠心扔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相近市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却大都嫁到广东粤西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肇庆德庆县高良镇,单一个大同村,本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新娘。“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当地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按越南法律,她们已经不是越南人；而如果依照现行政策,她们及子女则将面临“世世代代只能是‘黑户’”的境地。

　　越南女后代“名分”如何给?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也是未雨绸缪且是时候求解的命题。

　　一封匿名求援信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本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都在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大多有了自己的子女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子女,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一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也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人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且有一部分人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本无力返家办理合法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