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可视为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30年前，深圳，一个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镇，得地缘优势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经济试管。在它还未能彻底清晰肩上所担之重时，已被改革强人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在30年先行一步的航程中，在一代又一代有血性的改革者的守护中，它摸着石头趟过了河。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为艰难发展的社会主义找到一条新路。

　　创富，一度是深圳最被强调的历史重任。但学者认为，深圳之于新中国，最大的符号意义不在于它以世上最快的速度将一个边陲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更在于它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面临危机的中国，找到了突破口，予国人以希望。

　　30年间，深圳在骤富并收获巨大荣誉的同时，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豪情渐被磨蚀。赢家通吃局面已经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日益牢固。

　　深圳而立之年，恰逢中国再到转型当口。在下一个30年间，深圳能否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再成范本，为中国未来30年，再辟新径？这不仅仅是来自最高层的厚望，更是民间的热切期待。

　　学者呼吁：“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市私’的范式转移到那些被搁浅的社会理论和政策议题上来，因为这些理论和议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达成一个牢固的社会契约。”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站在国家层面，从以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深圳的地位。它内连中原，外接港台。为中国的改革再寻新径，这样的重任一定不是零敲碎打的琐屑，也不是偷换概念，更不是用创新来模糊改革的边界。

　　要实现这样的宏愿，在改革成本高企的现实情境下，只有重拾“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决断，地方领导人要站在为中国找出路的战略高度，而不是立足于地方和个人利益的考量，要深明现实的危机，勇于直面问题并接受挑战，只有这样深圳才能成为坚定的改革守护人。

　　如果没有这一切，深圳将可能像无数天才儿童一样，虽早慧而中年寂寂。如果深圳能利用“赢在起跑线上”的优势，用先辈牺牲自己为这个城市积淀下的改革资源，以坚守改革的立场，坚定地向前往深拓进，或能在新时期的格局下，重塑一个新的历史符号，让深圳的名字再一次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不可否认，在当下的中国，深圳依然是特区的代名词。为此在特区30周年之际，本报特邀国内政治学界精英，以深圳特区为蓝本，通过圆桌形式检讨和分析特区上下30年。

　　1 特区30年，该纪念些什么

　　第一要纪念打破中国既有格局，勇于面对现实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政治勇气；第二要纪念深圳特区30年为什么能聚集推动国家改革的重要资源，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向深度推进；第三要纪念的是敢于告别过去，勇于展望未来。

　　——— 任剑涛

　　应该纪念的是当时的勇气和领导人的决断———是双方的勇气共同打破一个旧有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打造出一个新的模式，给国人以希望。这既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冲破既有的旧的体制的具体表征。

　　——— 史卫民

　　主持人：深圳特区迎来其30岁的生日，到处都在纪念特区30周年，在你们看来，在特区而立之年，我们应该纪念什么？

　　任剑涛：要把纪念什么和不纪念什么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我认为不要纪念G D P迅速增长，G D P增长是一个不需要我们去渲染的事情，对此已经渲染得太多。我甚至觉得这是近五年中国精神上最不健康的地方。第二个也不要纪念当初中国的新布局，并执着地对之进行展望或者单纯地表达眷恋，因为这个历史功绩已经被公认，不需要纪念，大家也能记住。第三个，不要忽略了即将制定的政策和正在制订的政策对未来的正确引导，一定要强调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