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书志学家。字士伦,号静庵,神奈川人。192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七次赴中国,以寻访中国古籍与和刻汉籍为主要目标。

长泽规矩也毕生致力于以中国文学及汉籍为中心的书志学(文献学)研究,所撰《现存明代小说书刊行者表初稿》(上、下)(《书志学》三卷三号及五号,1934)、《明代戏曲刊行者表初稿》(《书志学》七卷一号,1936),对明代刻工研究,有开创之功；所撰《汉籍解题》,后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文献学研究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所撰《日本现存戏曲小说类目录》(《文字同盟》第七号,1927)、《家藏旧钞曲本目录》(《书志学》四卷四号,1935)、《家藏曲本目录》(《书志学》八卷三号,1937)、《家藏中国小说书目》(《书志学》八卷五号,1937)、《家藏中国曲本小说书目录补遗》(《书志学》十三卷一号,1939)等,首次比较全面地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作了梳理,其成果后来为傅惜华所编中国古代戏曲之系列目录所吸收。

长泽与其他日本学者关于日本所藏中国小说戏曲文献的调查介绍,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1930年代初孙楷第东渡日本,在东京寻访中国通俗小说,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胡适在为孙氏此书所作的序中这样强调:“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方才可以了解孙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说的使命的重大。”而孙氏东渡,得到了长泽规矩也直接的介绍与帮助。同样,1938年之岁末,傅芸子在东京访曲,也有赖长泽之力。从长泽所撰《民国时代之友》一文(1962),介绍与胡适、郑振铎、郭沫若、马廉的交往,可见他与中国学界交往之一斑。郑振铎、马廉等人的戏曲小说研究,均有得益于长泽之处。

长泽规矩也曾写有《わが搜书の历史の一斑——戏曲小说书を中心に》一文,回忆自己收集戏曲小说的过程。晚年所撰《收书遍历》一文,又从不同角度回忆自己访书的经历。今以此两文为主要线索,参考《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共11卷)所录其它篇什,略就其时之背景作一补充说明,概述于后。从中也约略可见日本汉学之转型,以及中国俗曲之受关注的过程。

自幼就频频出入古书店

长泽规矩也从小由祖父龟之助扶育长大。龟之助毕业于长崎师范学校,主要通过自学成才,成为出色的数学家,并以翻译西洋数学书而自成一家。因编译教材之版税收入,家遂富饶。龟之助无子,赘寸美远(本姓后藤)作养子,是为规矩也的父亲；母亲长泽滋是家中的二女儿。规矩也出生时,父母尚是学生,故主要由祖父扶养长大。作为长男,规矩也尤得祖父珍爱。

祖父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成为一名数学家。入中学以后,长泽就明白自己没有数学方面的潜质,而是更喜爱文史。这又与祖父的影响有关。数学之外,祖父酷爱史书,喜欢朗诵诗文,尤其热心于收集和、汉历史和诗文书籍,而“唐本”则几乎是从不购买。祖父对长泽规矩也说:“要是数学不成,就做历史或汉文。”

从小学开始,长泽规矩也就是祖父的随从,经常陪着去神田的书店,挑书、买书,观听长辈的交谈。由于耳濡目染,长泽规矩也从小就热衷于此道。当时,一般人进入大学后,才会流连于书店,而长泽则从小学开始,就已经频频出入于古书店,开始按自己的兴趣购书、藏书了。所以,数学虽未学成,国文成绩却非常优秀。大正十年(1921),他以文科甲等的成绩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志向是研究日本汉学史。

但是,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家中不慎起火,十余万卷藏书一时化为灰烬。失去了研究资料,长泽也想过是否转向专攻支那史。箭内亘先生等特地热心劝说。但“一高”的先辈仓石武四郎氏给予更热心的诱导,把他介绍给汉学家盐谷时敏、安井小太郎,从而改变了长泽未来的学术方向。大正十一、二年间,规矩也在盐谷青山的菁莪塾参加《文选》的轮读。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二年(1922-1927),每个星期天都向安井朴堂学习经学。同时,还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专修科(夜校)支那语部学习汉语。就这样,长泽为将来专攻支那哲学科,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入大学之前,长泽对选择支那哲学还是支那文学,陷入了迷茫。东京大学的支那学当时招收哲学、文学两科学生。长泽规矩也对文学本无特别的热情,亦非擅长。至于哲学,他与仓石武四郎一样,不喜欢宋学。所以仓石把他拉到盐谷温在同心町的住处,为他作了介绍。当时,盐谷温是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的第二讲座教授。因着这样的机缘,并不喜欢文学的长泽规矩也,只是因为讨厌宋学,选择进入了文学科。

盐谷温当时已经准备带大学院生,但尚无正式学生,所以就给长泽讲授为大学院生准备的《元曲选讲义》。为此,长泽规矩也从上海订购了一套影印版《元曲选》。这也是他买的第一部戏曲书。《元曲选》的受讲,成为他搜集戏曲小说书的开端。

长泽从大学到大学院生师事盐谷温时,正是盐谷温一生学术之鼎盛时期。而长泽涉足戏曲小说之收集与研究,实因盐谷温的影响。盐谷温主持《国译元曲选》,让学生演绎,在课堂上讲授讨论,长泽是主要参与人之一。

上大学以后,必须用到上海出的新书,若向文求堂等书店购买,价格太高。祖父说,他在上海有熟人,可请他代购。因而由祖父的旧知东亚公司桑野缔三氏作介,陆续从上海购书,仅收五分的手续费,远比文求堂便宜。所以长泽能够第一时间从中国获得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家里给长泽规矩也的零花钱是每月二十元,而古书特别购入费是一百元。大部头的书,或在中京、京阪等处买的,还在这百元之外。这样的优裕条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事实上,长泽规矩也一生未尝为生计犯过愁。对于学术,更多的是基于兴趣,故而能使其学问始终保持着一种无功利的纯粹特性。这更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

大正十四年(1925)九月十二日,大学三年级学生长泽规矩也,闲逛东京大学赤门对面的琳琅阁,主人向他推荐用旧报纸包着的宣德十年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二册,说此书系从日本故家散出,因虫蚀过甚,没有书店愿意收购,主人用十七元收下,愿以二十元转让。长泽此前还从未买过十元以上的古书,所以先借了回来。一查,乃是世间孤本,便欣喜地去给盐谷温看。又请教和田万吉博士,托池上制本所修补重装。装祯完毕,已是十月二十八日。付钱时,长泽对书店主人说,这是天下无双的孤本,价钱再高一点也没关系。但琳琅阁主人并未多收。结果以书价二十元、修补费十元得手。这是长泽毕生发掘的第一本孤本——他的书斋名双红堂,一半是因为此书。此书随后由盐谷温主持影印,于昭和二年(1927)公之于世。长泽则写了《明宣德刊本〈娇红记〉についての所感》一文,刊于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出版的《斯文》杂志上(第十编第十一号)。

长泽规矩也从此正式踏入中国古籍收藏者与发掘者的行列。

七次到中国收购古籍

同年十二月,据名古屋的松元书店的目录,花四十元买了宽延刊本唐书八十二册,外加邮费。又由祖父陪同专门去名古屋松元书店参加展销会,收购了三重旭旦斋几本旧藏书。从别的书店买了贯华堂原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三十二册,七元；随带清刊本《玉娇梨小传》一元三十钱。此外,在京都买了巾箱本《第一奇书》八元,万治四年刊本《南华真经注疏解经》六元。

大正十五年(1926)三月,长泽规矩也从东大支那文学科毕业,进入大学院学习；研究题目为“支那文学の书志学的研究”。六月,为三菱财团的静嘉堂文库从事编目,并受托为文库购书(至1939年7月止)。静嘉堂文库自购得陆心源旧藏后,尚未编目,涉足此项工作,对长泽后来拓展日本书志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昭和二年(1927)六月,前田家尊经阁文库出售,得到了沐日堂刊本《尔雅注疏》、清初杨素庵刊本《天工开物》、明崇祯刊本《孝经大全》、明万历刊本《升庵先生文集》、板本节山旧藏写本《胡言汉语》等。这些购买经历,为此后长泽连续多年赴中国收购古籍,作了铺垫。

是年,以“孔子の祭祀に关する研究”为题,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助。八月,为调查研究而赴中国,滞留于北京。此时长泽的父亲作为技师被派遣到奉天兵工厂,因着这一层关系,长泽得以住在大仓洋行。

购得《孔宅志》、《阙里述闻》、《南工庙祠祀典》等,以及关于北京掌故的书,还有一些清初刻本戏曲小说。在北新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店的分店买了些新书,因为这些书在东京见不到。他个人当时尚未涉足古书珍本,也没有想到要买珍本。他为静嘉堂所购书有:号称是戴东原旧藏《明抄本授经图》二十册四卷,五十五元；殿版《日讲易经解义》八卷首一卷二八册,四十五元；抄本《满州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六册,六十元；内抄本《续通典考补》一册、《续通志考补》三卷三册(此书未曾刊行过),六十元,等等。所谓的戴东原旧藏本,后来细绎,发现其中之藏章怪怪的,且不见于他处,抄录时间似也晚于其年代。这是长泽为古籍版本知识相对缺乏而交付的学费。

十月,龟之助突然去世(67岁)。长泽规矩也在北京停留不足两月,即从陆路急遽归宅。但内心依然恋着北京的天空。昭和三年(1928)一月末,再赴北京。从大一时参加“一高”的旅行团开始,他一生中共有七次赴中国。而从1927年到1932年,长泽规矩也每年都去北京,时间大都在二个月以上。

在北京期间,长泽规矩也主要为三菱的静嘉堂文库买书,同时也帮大仓洋行鉴定书籍。大仓家在大正六年(1917)买入了董康诵芬室的旧藏,正热心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购买,所以委托长泽代为鉴定殿版和宋版；静嘉堂则在得到陆心源的藏书后,有意以收书全备为目标,并不以贵重书为主要对象,所以长泽主要从书目·丛书等类中,选购《四库全书》收录而文库未入藏的书籍。为避嫌,长泽个人只购买文库不收的图书。他为文库所买多为大价码的书,而又不像中国的图书馆人员那样收取回扣(当时行规,一般收取十分之一的回扣),所以大受书店的欢迎。这样,以三菱·大仓为目标,在长泽身边,北京的书贾附集如蚁,常常一早就被吵醒。

对戏曲小说情有独钟

昭和三年(1927),长泽在正月末从东京出发赴北京,五月末因张作霖事件影响,受劝归国,其间有整整四个月滞留北京,一步也未出城外,每日以访书兼听戏度日。他从天桥请了白姓的胡琴师,上午到住处来教琴。又请人教唱,学习时调、大鼓、京调、昆曲的唱法,加入了所谓戏迷的行列。

长泽热衷于戏曲小说,事出有因。他酒烟不沾,大学时,陪盐谷温吃饭,屡被训叱:“不解酒味,能懂李白的诗吗?专攻支那文学却不能作诗!”长泽作文写诗,私下请安井朴堂删正,则又受朴堂的训叱。朴堂知其无诗才,婉劝道,有写诗的工夫,不如读点书；写诗,到晚年退隐之后也不迟。长泽年少气盛,颇不服气,因为盐谷温不懂唱戏,他便转而学唱戏曲,希望通过学唱戏曲、写戏曲,来出人头地。同样,他在大学二年级时(1924),入东京外语学校速成科蒙古语部(学制一年),也是想用盐谷温也不会的蒙古语来了解元曲语词。从这里可见长泽好胜的性格。

昭和二年(1927)秋,长泽规矩也在北京认识了马廉。这对他的戏曲小说收藏具有重大影响。马廉是北京大学教授,戏曲小说研究的专家,他的书斋名“不登大雅之堂”,以表示自己的趣味与传统学者有所不同。又因得到明刊孤本《平妖传》,而颜其居曰平妖堂。其时还因对“三言二拍”的研究,也受到日本学界之瞩目。马廉同时担任孔德学校总务长,实际主持孔德学校的事务。早在1925年夏,马廉为孔德学校从蒙古车王府购得数千册词曲小说。同年秋天,又为孔德学校购得清蒙古车王府旧藏之数千册钞本皮黄与俗曲曲本,次年请顾颉刚为这些曲本编目,载于《孔德月刊》第三、四期(1926年12月；1927年1月),以故,“车王府曲本”之名遂喧传一时。

长泽规矩也是在车王府曲本名声初起的时候认识马廉的。结识马廉后,长泽经常往来于北河沿的孔德学校。马廉给他看个人及学校的藏书。长泽规矩也第一次目睹了车王府旧藏曲本,这引起了他对俗曲收藏的浓厚兴趣。在此之前,他在北京所买的曲本,都是普通的刻本或活字排印本,通过马廉和孔德学校,长泽了解到清代专门代钞书籍的书坊,并第一次见到了有名的“百本张”钞本,此后,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搜罗戏曲与俗曲,尤以人所不取的钞本曲本为目标。

次年,仓石武四郎以京都大学助教授的身份留学北京,也认识了马廉,当是通过长泽介绍。两人此前就蒙狩野直喜、盐谷温传授过戏曲小说之研究,此时又加上马廉的影响,因而十分热心于戏曲小说的搜集与研究。仓石曾用六十元买入明起凤馆刊本《西厢记》残本(存上册,今藏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令时人为之瞠目结舌。两人一起收集明刻戏曲小说刊中的插图,并借用马廉、王孝慈和孔德学校之所藏,共同编集成书,这就是在1980年才得以出版的《明清间绘入本图录》。

长泽规矩也与仓石武四郎两人的友谊更直至晚年。仓石武四郎在盐谷温退休后一度兼任东京大学教授,并在1949年后做东京大学专任教授,即是因长泽之力挺与周旋。转至东京后,仓石也常常邀请当时身兼东大文学部讲师的长泽规矩也为学生主讲的讨论课作讲评。学生对长泽是既害怕又欢迎。害怕的是长泽目光如炬,其缺漏无可逃遁,动遭训斥；欢迎的是长泽会带他们看各种古籍善本,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而仓石与长泽,也被后人视为从东大中国文学科出来的最杰出的学生。

仓石的藏书今归东洋文化研究所。他系统地收罗了清人的经学著作,成为日本国内无以模拟之搜集。今观两人精魂所系之书籍,在同一层书库中比邻而处,相互致意,不禁令人思绪悠悠。当然,这已是题外之话了。

(本文未完,敬请继续关注本周四历史版。)

◎黄仕忠,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