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森老人看着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讲述着共和国史上那次经典的人大质询案。 本报记者 刘可 摄

　　昨日，85岁的陈宝森老人从泛黄的塑料封套中取出珍藏30余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证，红色绸面依然光洁如新。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经历了“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时隔30载，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询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耄耋之年的陈宝森得知这一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人大监督的作用有了更新的前景。

　　清华校长发起质询宝钢建设案

　　陈宝森老人家住北京海淀区一座普通民宅，头发花白、身体瘦弱的他靠在沙发上，身后是两幅长条的合影照片：一张是1978年3月6日，国家领导人与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团、天津团等代表的合影；另一张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1954年8月与北京市一届一次会议代表的合影。

　　陈宝森回忆，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对正在上海建设的宝钢新址发问：宝钢厂址为什么选择在海滩上，打地基都是用钢管，那就相当于用黄金铸成地基啊。国内有大量铁矿，为什么以后要从国外进口？此时，宝钢正式动工已有一年八个月，35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已交付使用，最先建的厂房结构和发电厂的设备正在吊装。

　　此言一出，引发了在座代表的共鸣。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他所在小组的代表，很多都是来自北京市人大会上的“海淀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以敢言著称。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惠德以及北京市的领导都要求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当面问清楚”。

　　陈宝森当年是北京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副经理，并没有关注宝钢建设问题，“整个小组的代表中只有刘达最了解情况，大部分都不太了解情况。因为刘达在革命时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提出的意见又有道理，得到代表们的支持。因此，小组30多名代表全部举手附议，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陈宝森回忆说。

　　达成共识后，代表们将“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的要求告诉了代表团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告。

　　代表连番炮轰部长毕恭毕敬

　　陈宝森记得第二天下午———1980年9月4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北京团全体会议，“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神情都比较严肃”，会场汇集了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显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随后，60多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在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厅。“唐克穿着中山装，高个子、一头白发、显得很苍老，但一直都是毕恭毕敬。”陈宝森说，唐克一上来就先向所有代表鞠躬，向代表们对宝钢的关心表示感谢。

　　“为什么要建设宝钢？”代表们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唐克先介绍了宝钢的建设规模：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钢材422万吨。随后还介绍了工程建设总进度、目前的施工进展等情况。建设宝钢是因为冶金部曾在1977年提出“1985年要生产6千万吨钢”的任务，由于“文革”对我国经济的破坏，现有企业完不成这一任务，须建两三个年产60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此外，建设宝钢可以改变我国钢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自建钢厂比进口钢材也划算。

　　唐克刚回答完，另一名早早“抢”到话筒的代表问：宝钢厂址为何选择上海，还要建在海滩上？

　　这个问题道出了很多人的疑问。当时，我国鞍钢、攀钢等大型钢厂都是建在铁矿丰富的偏远山区，而上海的铁矿资源贫乏，在动工初期，在海滩上的基础桩位还出现过位移的情况。

　　唐克解释，上海工业基础好，科技水平高，有熟悉钢铁生产的干部、技术人员等。临海而建则是，水运比较实惠。同时，打地基难度大，花钱也多。唐克分别以算账的方式，向代表们解释“从海外进口矿石比国内的便宜”、“宝钢可以在13年内收回成本”等结论。

　　还有代表不满宝钢所有设备都从外国进口，并指责宝钢是“花钱买现代化”。在场的冶金部副部长黎明解释，当时，国内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连造船、造汽车的钢板都从国外进口。攀钢因设施都是来自国内，吃尽了苦头，生产十年后，才扭刹住亏损的局面。

　　部长满脸通红，回答真诚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