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市长王南健。 资料图片

　　当众多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忙碌着修改建议议案和发言稿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市长王南健还要忙着接听江门市民打来的电话。普通的市民怎么可能有市长的手机号码？您一定很奇怪。不过，这对江门的市民来说并不稀奇。早在2003年，刚刚升任市长的王南健就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也全由王南健自己接听。

　　“手机问政”是作秀还是务实？公布手机号7年，王南健收获了什么？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王南健。

　　南都：您公布手机号码的初衷是什么？

　　王南健：我感觉坐在市长这个位置上，很多时候听下面的工作汇报多，但是下面的汇报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及时的？即使有的是真实的，但是滞后了。后来我想到了手机。因为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外来工，大家都有手机，他们都能利用这个工具随时来向我反映情况。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

　　“我不是包打天下，包揽一切”

　　南都：公布号码后电话多吗？我们知道市长的政务都很忙，你接得过来吗？

　　王南健：最开始我一天能接到十几二十个电话，现在我一天大概能接五六个电话，时间不是问题。我不是包打天下，包揽一切。市民打来电话我首先会问他向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反映了没有，如果没有，我会说，对不起，请你先向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领导反映，他们的手机，可以在12345中问到，那么他就先去找。如果他说已经反映过了，还不满意，我就会让他把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分管的领导或者市领导反映。如果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就会受理。

　　我周一到周五白天工作确实很多，因此我也设定了受理时间，我们向社会公布，周一到周五的晚6点到10点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周六周日是上午。

　　南都：许多地方的领导也公布了手机号码，不过是专门的工作人员或者秘书接，您为什么选择亲自接？

　　王南健：我们要的是零距离地接触，如果工作人员接听记录，他可能会过滤掉许多信息，因此我选择亲自接听。

　　“下去也是事先被人家安排好”

　　南都：无论如何，公布个人的手机号码都是给自己添麻烦的一件事，您公布了这么多年，感受如何？这是否是一种作秀？

　　王南健：老实说，我一年能够深入到基层，接触老百姓的机会不会很多，有时候表面上看上去是调研，但是真正能了解到事情听到真话的时候很少。下去也是事先被人家安排好，转一圈，上上镜，登登报。现在建立了一个零距离的沟通渠道，那就代表着任何时候都有第一手的资料到手，弥补了掌握第一手信息和民情社情的缺陷。

　　我们建立了跟踪督办机制，现在已经形成了对各级干部办理的压力机制，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剑悬头上的感觉。我们打造以满意度为目标的政府已经扎扎实实地迈出了一大步，作秀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南都：在接这些电话的时候，您印象最深的电话是什么？

　　王南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市民反映游戏机赌博的问题。游戏机赌博开始市民不断投诉，我们也督办得很严，但公安部门反馈的都说已经查处了收缴了。但是市民还是不断打电话来，反映哪里的赌博机很严重，而且地点讲得很清楚。几次之后我就感到有问题。就是要深入思考我们工作中处理机制中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要求市局直接查，不要分局查，发现真的有。原来在游戏机赌博上有一条利益链，这条利益链倒不是涉黑的那种保护伞，而是一种割韭菜式的利益驱动。因为店主机主把处罚与没收成本都算进去。而派出所出于罚款创收的考虑，他也想，反正上头让我打我就打，罚款增加收入，不断打不断有成绩，其实这就是割韭菜。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规定，凡是由上一级公安部门查处的，当地派出所所长轻则调离重则免职，涉及经济问题的，还要更严重地处理。出了这一条措施后有效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乌纱帽，认真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和市民零距离沟通的渠道，直接反映到我这里，很可能我们就会给下面的部门忽悠了。

　　大城市不能推广“手机问政”

　　南都：江门的手机问政能推广吗？

　　王南健：两种情况不能推。一个是那个地方问题多，社会矛盾突出。江门这个地方历来民风淳朴，社会也比较和谐，之所以能推得开，就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和谐，我也把手机看做是一个晴雨表。一个时期如果反映的问题多，反映的问题比较尖锐，我就会比较注意。如果一个时期反映的问题比较平静，就反映出我们这里平安无事。第二种是地方太大不能推，如果说特大城市，包括广州，北京。上千万的人口怎么管得过来，当然也可以各级受理。　

　　南方都市报两会记者组　刘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