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医院员工的收入和珠三角差不多，一般技术人员、主任年薪都十几万二十几万，高的三十几万。这个收入在高州已经很了不起了，当地人都以进入我们医院工作为荣。情感留人，待遇留人，我们的骨干医生，珠三角地区的医院想挖都挖不走。
——— 钟焕清
赤脚医生出身的钟焕清，印证了一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掌管高州市人民医院8年时间，屡屡向“以药养医”、“药品采购回扣”、“手术红包”“开刀”。他的大刀阔斧，让一些大医院的院长汗颜，让医学专家“想不通”，更重要的是让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涌来治病。
昨日，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两会”的钟焕清，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解密“高州模式”。“去年6万多病人才收入4.8个亿，按其他医院可能20多亿，”他坦言，自己的医院能提供比省城大医院至少便宜一半的医疗费。他渴望自己创造的低价模式能在其他医院“复制”，更清楚“复制”需要切断利益链条。
“高州模式”已经引起了省委书记汪洋关注，要求其他医院学习，“高州能做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做不到？”但事实上，“高州模式”浮出水面已有五年之久，有关部门也曾调研，但如今钟焕清还是在孤军奋战，但愿下一个五年，会出现更多的“高州医院”。
我很怀念合作医疗的时代
南都：听说你在上世纪70年代做过赤脚医生，那时候你看一次病收多少钱？
钟焕清(以下简称“钟”)：那时看病不要钱，看病只是为人民服务，也没有工资。谁有病，我就去为他服务，给他开药，一边务农一边看病。
南都：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钟：集体经济，村里给记工分的。
南都：村民们有病就来找你。
钟：小感冒什么的，就找赤脚医生看，大病就上县医院。上大医院也不怕，收的钱不多，一个胃手术三四十块钱，抵一个月的工资，合作医疗还可以给报销一半。
南都：比现在便宜多了。
钟：现在(胃手术)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至少三四千元，省城有些大医院可能还要更贵，八千到一万元。
南都：什么时候感觉看病贵起来了？
钟：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升高了，生活水平改变了，意识观念不同了。可能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贵，真的贵起来是2000年以后吧。
南都：你所说的意识观念的改变是指“合作医疗”的解体吗？
钟：对。80年代，分田到户之后，集体经济垮台了，生产队也没了，也没钱了，合作医疗也就没地方管了，农民看病就逐渐困难了。90年代物价的飞涨，导致药又变贵了，农民自然看不起病。之前可不是这样，合作医疗的钱都是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出的，所以农民不用交一分钱。
南都：看样子，你很怀念那个年代。
钟：是呀，我是相当怀念，很多农民也很怀念。(解体之后)我曾多次呼吁，要恢复合作医疗。
国家包医院不如包医保
南都：现在不是又重建这个体制了吗，为什么还是感觉“看不起病”？
钟：现在不同，医疗费用涨得很高，合作医疗即使报销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农民也很难拿得出。做一个心脏手术，省城(有些医院)至少六七万以上，甚至十几二十万。即使报销五六万，已经很高了，是一年的最高封顶，可能自己还要再拿十几万。
再比如，过去做个胃手术，三四十块，报销了一半，自己出十几块；现在一个手术三四千，报销一半，还要两千呀。
南都：你是不是觉得，在医疗费昂贵的今天，报销的比例还是偏少？
钟：我经常在想，那个时候集体经济对合作医疗的扶持，很值得当前医改的借鉴。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国家不要把钱投在医院，要投在医保和合作医疗上。国家包医院不如包医保。医院，让他们市场化竞争，谁的服务好，价格便宜，谁就可以引来病人。投在医保的钱可以免费给全国人民看病，这就相当于，病人到哪家医院看病，医保的钱就流到哪家医院。这样一竞争，医疗费自然降下来了。说不定国家财政花钱更少，但让老百姓真正受益，一箭三雕。
南都：包全国人民看病国家财政承受得了吗？
钟：我没算过这个账。但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投向医疗的钱花在刀刃上。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可以先免大病的钱，看病贵是贵在住院病人，门诊就暂时不管。
南都：这个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病人和医院合伙骗保，小病也住院？
钟：国家可以出台一个什么样的病该住院的方案。你能出那么多时间搞医改，为什么拿不出这个方案呢？
南都：你怎么评价新医改？
钟：说实话，不切合实际，很难落实。
南都：举个例子。
钟：比如方案中提到的“政府投入”，这个如果是发达地区，财力充足，还比较好解决；如果是欠发达地区，穷财政，怎么办？说来说去，还不是一句空话，落实不了。即使落实，国家也要花很多钱，即使花了钱，效果怎么样还是未知数。
现在的医改方案如果不细化落实，这个模式就是养懒人的，不会促人上进。因为激励少，没有引入竞争。
有效的药不一定贵，贵的药不一定有效
南都：你做院长的理念是让病人看得起病，不乱收费。这个跟你赤脚医生的经历有关吗？
钟：我们那儿(高州)是个贫苦的山区县，很多来我们医院看病的都是农民，我从赤脚医生走过来，知道农民的难处，如果太贵，他们根本不敢迈进这个门。
我经常跟医生护士讲，对于山区的人来说看病做手术意味着什么？他们往往是要把家里的牛卖掉来看病。如果让他们卖了一头牛都还是付不起这个看病的钱，我们就没有一个来就诊的病人了。如果用完他的钱，你不治好怎么办？他只能出院等死。别人怎么评价你？怎么个效果，肯定是个恶性循环。所以要尽量让他们花少钱，治大病。
南都：花少钱，治大病，在现在的医疗收费上，好像是个“悖论”？
钟：这个其实并不难。我的要求是，能用国产药就不用进口药，能用一种药就不用两种药，能用简单的药就不用复杂的药……总之用最少的钱给病人治好病。病人入院时，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设计一个用钱最少的治疗方案。
南都：好像很多人，包括医生都迷信进口药？
钟：不是迷信，而是因为进口药加成空间大。
南都：你不担心用了便宜药，病人的病没治好，你要承担责任？
钟：我是医生出身，我很清楚，并不是药越贵越好，关键还是疗效。有效的药不一定贵，贵的药不一定有效。
南都：我想很多院长都清楚，但却没有人像你这么要求？
钟：有一条链条在这里的。有时可能(院长)也管不了，不用(进口药)，他(医生)就说做不了手术。我的医院有竞争机制，你做不了别人可以做，每个专业都有两个以上的医生，东边不亮西边亮。
南都：这个办法不错，但日常监管很重要。
钟：我们管得很细，医院的科室主任和专家每天都会检查临床科室的用药状况。每个处方都要详细写明用药理由，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我一周至少也要抽查一次，复核专家查过的病历。我们院的药物收入都维持在医院总收入的35%左右。
南都：一般的大医院是多少？
钟：6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