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峡”1239亿规划亮相两会，求解移民安置等困局

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3月4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讨论并通过了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后续工作。分管移民工作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还向媒体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希望在后续工作中一一得到解决。

云阳新硐村一户农家大院的几户村民，在外迁江西赣江的一座小城后，又纷纷回到故乡，但故乡却不同以往，他们在去留间徘徊；留守库区的罗兴安，从奉节搬迁到万州，虽说进了城，但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乡镇间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他们的故事是三峡百万移民的缩影和样本，他们的命运将是“后三峡”时代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果说当年兴建大坝、百万移民是三峡工程，那么如何解决地质、环境问题，如何让移民变成居民，“安稳致富”，就是规模毫不逊于三峡工程本身的“后三峡工程”。如果说三峡工程体现的是效率和技术，而后三峡工程则更多地需要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

2010年3月7日，重庆市云阳新城，42岁的王平站在长江边眺望故土。2002年，他随同乡移民至江西峡江县；2003年三峡蓄水，老家云阳桐村乡沉入水底；2004年他带着全家6口回到云阳新城，做了“棒棒”。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一根棒棒挑着全家人的生活。

　　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冉崇刚与妻子向存秀借款在精辉花园买下门市，两口子自己装修。

移民江西的钟厚运又回到云阳，却无法获得故乡的“身份”。

云阳老县城码头。清晨，宝塔乡的农民挑着青菜乘船登岸。

云阳老城的一家理发店，洗头理发刮脸只要2元5角。

　　1239亿“钱景”开启后三峡时代

　　这是筹划已近一年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代表团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还在等待国务院最后批复，其三大重点将分别是移民安稳致富、库区生态保护以及地质灾害防治。

　　他同时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虽然，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圆满完成。但库区距离“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而这一项工作比前期的百万移民任务更重。

　　重庆代表团此次提出的全团建议里还包括，规划投资总额不调整，按照在2020年前投资1238.9亿元的方案安排资金。

　　在三峡工程建设基本完工后，更具挑战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来临。

　　“瘦身”后的1300亿

　　旨在解决三峡遗留问题、引导库区可持续发展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由国务院三峡办牵头，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单位编制，库区各地市则参与了当地的规划编制。

　　在奉节采访时，一位参与了当地规划编制的官员曾告诉南都记者，他们的规划预算投资几乎被砍了一半。

　　长江委给这个清单作了第一次“瘦身”，比如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据说就派了几百个人下去，深入到每个村，调查了几个月，看哪些是需要再移的。

　　“你要看砍去的是什么”，长江委某专家向记者解释说，如果把各地报的加在一起，有4000个亿，“一些城市光是长江大桥就规划了好几座”。

　　最终，不到1300亿，低于三峡工程建设的动态投资，被确定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

　　移民“安稳致富”该谁管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用于移民安置的投资可能占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还有100多亿用于后期地质灾害治理，剩余资金用于三峡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兼顾对下游的影响。

　　其中，涉及到地质灾害治理的100多亿最早通过审批。最终，确定了在三峡已经投入120亿资金治理地质灾害的基础上，再投入100多亿资金。

　　而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以及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部分，意见则不太统一。有人认为这是重庆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叫个别的名字，是否要归到三峡后续工作名下。

　　“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要算进去，三峡就不是过去的那个预算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此评价。

　　而作为三峡库区主要所在地的重庆，显然不会赞同类似“让移民安稳致富是城市自身发展”这样的看法。谭栖伟副市长透露给媒体，“库区的现实问题，仅靠重庆一市之力，难以完成”。

　　记者在采访两院院士潘家铮等三峡工程建设主要参与者时，他们也表示不反对以三峡后续工作来解决移民遗留问题，帮助库区经济发展。潘家铮还特别提出，“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至少几十万人”再移民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态屏障区的移民再搬迁。

　　对于很多原地后靠的移民而言，这将是他们第二次搬迁。

　　生态屏障区的人口减裁原则，将遵循“统一规划、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思路，而搬迁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将是那些正在逐渐扩张的库区新城。

　　一位长江委的专家提醒记者注意，这个可能涉及到至少几十万人再搬迁的规划，不仅有保护库区生态环境的考虑，也有重庆市城乡统筹的考虑。

　　毫无疑问，后续工作超过一半的投资将用于移民，长江科学院院长陈进告诉南都记者，不过，虽然是用于移民，大头还是城市建设，比如兴建交通线路、土地平整，大部分投资还是政府在花，属于对移民的间接投资。

　　而这些投资是否能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张丽从没去过江西，但她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是江西峡江县，这让她非常焦虑。

　　她是一个三峡移民，现在上海务工，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说到自己也是移民的时候，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现在也不过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她的“二爸”钟厚运，1974年出生，不久前也私下托人问过，户口能否迁返。他从江西回来后，2007年用开车积攒下来的8万块钱，在云阳买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他在云阳不缺吃穿，不缺工作，不缺朋友，唯一缺的是身份认同。虽然他是云阳人，但他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云阳人。

　　这是云阳县一个农村大院几户村民在三峡移民之后的不同人生轨迹。他们并不代表三峡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峡移民中的一个群体，和“稳得住，能致富”不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群体仍然没能安定下来。

　　令人深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仍徘徊在去留之间。

　　又要走了

　　陈朝志夫妇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长江边上，早已被水淹没，每年夏天水库水线消退，他们能远远望见老房子的废墟，连屋顶都没剩下。

　　他们在坡上起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马路的方向做了个门面，卷帘门的灰尘很厚实，似乎从来没打开过，因为没有商业需求，这条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人家，平时一般也没什么人走这条道。

　　在云阳县有很多像陈朝志夫妇一样后靠的移民，他们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来的长江水淹没。他们在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子，守着几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145米的时候用消落带的坡地种菜，虽然专家们说用坡地种菜并不好，会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边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每户人农田加坡地也只能凑够一亩，农业收入很少。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几乎没有别的生活来源。

　　他们很可能会被第二次搬迁。“已经登记过了”，陈朝志说，言谈中充满了期待和向往。政府派人在这一带逐户登记，征求大家的意愿，可选名单里有新县城、老县城、或者外城、外省，这位老人填的意愿是新县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县城去，而不愿意去已经被遗弃的老城，他更不愿意再搬到别的地方。

　　迁往他乡的经历，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的哥哥陈朝庭，当过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开面坊，2002年异常积极地响应号召，户口迁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个月后，却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举家回迁。

　　蓄水前最后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峡蓄水前，陈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组，175米蓄水线之下，已经有几百人通过投亲靠友、自谋生路等办法，搬离库岸，当时的情况，蓄水线下还剩118人没有着落。

　　最初定的计划，是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后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谋求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外迁的机会也是村民自己争取来的。

　　陈朝志当时直接参与了改变这个村庄命运的过程，作为这个自然村的会计，他和组长花了一周时间去丈量175米白线以上剩下的土地，发现还剩下29.8亩，但要养活100多人，人均只有两分地。

　　土地显然不够，村干部跑到重庆市去反映情况，据说当时一个市委秘书长亲自到新硐村考察，和县领导一起，确定了新硐村的外迁计划。

　　计划外迁点，正是江西峡江县周边的几个村落，峡江县是赣江边上的一座小城市。当年外迁时，新硐村曾举村考察，一家派出一个代表去探情况。和新硐村相比，峡江县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田几年就会被赣江水淹没一次。当地人的叙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说法并非是拒绝外来者的托辞。

　　“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陈朝志说，“隔壁茅坝村乡党委书记也去峡江看了，那个书记就没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迁仍然势不可挡，陈朝志的哥哥陈朝庭，就这样成为了三峡蓄水前新硐村外迁的最后一批移民，和陈朝庭同一个院子的钟裕根、明平秀两位老人，连同二儿子夫妇，也是和他同一批户口迁往峡江。

　　这个院子一共有6户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还有的家庭没分家，兄弟几人共同侍奉双亲，一个家庭往往能达到十多人的规模，比如陈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亲戚朋友相互交通往来。

　　这种院子在川江地区还有很多，往往是同一个村民小组，一家挨着一家的墙搭建起来，在农村，人际关系并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样简单，社区居民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同一个院子的关系非常好，邻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亲戚的喊法。

　　断裂的社会关系

　　这种于农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很快在搬迁的过程中断裂了。最后一批去峡江县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陈朝志曾经计算过，有68人来自新硐村一组。这68人曾经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这个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他们被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乡。

　　有的村民虽然在销户合同上面签了字，但并不愿意离开，比如钟裕根、明平秀夫妇，他们心里想的，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和没有外迁的女儿住在一起。钟裕根曾经去过一次江西，办理残疾证，结果发现在当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愿意再走。

　　而他的小儿子钟厚运夫妇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举家迁往江西。钟厚运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于言谈且吃苦耐劳。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家具搬上了乡政府欢送移民的卡车，虽然有搬运物品体积的限制，他们还是把几个泡菜坛子搬上了车。泡菜坛子是巴蜀人几乎每家一个的物件，于每天的饮食非常重要，而且盐水越陈越香。钟厚运搬上泡菜坛子，是想踏实在江西过日子的。

　　但两周后，他就和同一个院子的张家一起回了云阳。钟厚运回家，倒不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者单纯的思乡心切。他当时花钱从当地村民那里买了两亩田，但后来发现都是最差的田，收购的旧房也不过50多平方米。

　　在当地语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难联络。比如钟厚运要去找年龄相仿，同个院子长大的李大新兄弟，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可能就要坐上两三个小时的车。

　　更现实的是，钟厚运发现附近没地方打工挣钱。而之前他们所在的新硐村靠近云阳老县城，找工比较容易。

　　几乎是事事不顺心，所以在孩子要开学之前，钟厚运两口子便急匆匆赶回了云阳。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但试验几乎是溃不成军，除了水土不服带来的异乡人感觉，家乡也似乎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召唤着他。他回到云阳，就赶上这个新的移民城市建设得热火朝天，他和也从海南迁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