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南都周刊年度第33期封面：红二代讨房记
56岁的胥晓琦，正为9号楼的房子产权奔波。她的父亲是开国将领、少将胥治中。
81岁的康国雄，正想方设法讨要自家资产。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红色资本家康心如之子。
他们是将军的后代、红色资本家的后人，都在为上一代房子遗留下来的问题奔走相告。而这样的个体，在充斥着4000多栋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为一个群体。
他们不是钉子户，不用自制燃气弹，他们试图用中国的《物权法》、《拆迁条例》法律手段，理清并不清晰的产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发现，遭遇到的却是法律的盲点。
法学专家杨建顺说，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
康国雄说，房子是小事，他只是想讨个说法。
而在史家胡同51号，“红二代”洪晃已经面临腾房结局。她的“房事”没有产权纠葛，只是，她的所有记忆都在那里面了。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将军女儿捍房记
56岁的胥晓琦和她83岁的母亲李静还在为这间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奔走。母女俩中间放着胥治中的遗像。摄影_刘浚
开国将领、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胥治中的住所。摄影_刘浚
胥晓琦1983年在家的院子里。（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噌噌噌，一个保安从院子门前走过，突然猫着腰加快脚步，消失在视野里。
“现在我一拿相机他们就跑。” 56岁的胥晓琦，将20多年记者职业习惯运用到了现实抗争之中。
另一栋将拆的楼与胥家相隔20米，现在住着一些保安。这样的事情，胥晓琦说，只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开头，胥晓琦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开国将军胥治中的女儿讲述与母亲悲惨现状，将军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画面中，她在前面一边倒退一边拍摄，小区的保安队长，带着4个保安，紧追着她，一路追，一路骂，直到到了胥晓琦家门口时，视频里，那个保安队长还在继续布置手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给我接着骂！”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她的父亲胥治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上世纪60年代，胥治中随供职单位转为地方干部，曾担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买不到的房子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