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绿色前进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但从理念的认同到采取实际的行动,还需要一批具备非凡勇气和能力的先行者。如今,这群先行者已经涌现,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领袖作用,带动这些领域的绿色转变。南方周末分两期刊登“绿色领袖”专题,借此记录他们对中国绿色进程的推动。
学者
胡鞍钢:黑猫变绿猫,这是我的声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他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会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他甚至大胆地假设,“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以及低碳制成品出口国。”
□本报记者袁瑛发自北京
黑猫变绿猫
十年前,当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并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时,胡鞍钢给这个机构的定位是———成为像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那样的“第三方、独立”的智囊。
十年间,他的谏言频频被国家所采用。最近一次是三年前,他开始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2007年5月,胡鞍钢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挑战论”、“机遇论”以及“节能减排是政府最核心的任务和最优先的政策”等核心观点。
这份报告暗合了政府的思路———这一年,胡锦涛主席首次公开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
如今,胡鞍钢全部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了“十二五”计划,这个被他称之为“绿色发展计划”的制定上。
作为专家委员会的37名成员之一,胡鞍钢此前在“十一五”计划中,先后4次参加了草案的研讨。胡鞍钢关于设立“约束性目标”以及建立后期评估制度等建议,都反映在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十二五’是一个历史的起点,是中国绿色现代化的起点。”在胡鞍钢看来,如果说“十一五”计划反映的是中国进入到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期,那么“十二五”计划,应该反映出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大格局。
在延续“十一五”有关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发展循环经济这三个支柱理念的同时,胡鞍钢的报告力主将“建立气候适应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和“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作为另外两个重要的支柱。
胡鞍钢还为实现低碳经济设计了几个指标,这包括:单位GDP能耗下降20％,可再生能源比例大约可以提高3％－4％,比如清洁利用煤炭的比例提高10％,森林覆盖率提高至22％,以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
胡鞍钢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凝练,成为三个“绿”:绿色发展、绿色崛起,以及绿色贡献。他甚至大胆地假设,“中国可以成为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以及低碳制成品出口国。”2009年,一本名为《天下》的台湾杂志给胡鞍钢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标题就是“胡鞍钢:引领中国大陆的绿猫经济”。“绿猫理论”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认真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现状后,耐人寻味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黑猫白猫,如果不是绿猫(健康环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猫。
胡鞍钢将“黑猫变绿猫”的理论在国内学界推广开来,简而言之: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从“黑猫”模式到“绿猫”模式；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也要“绿色崛起”,不仅是“和平发展”,也是“绿色发展”。这是胡鞍钢的声音
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胡鞍钢认为自己是主动参与。“如果这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熟悉胡鞍钢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奉行独立、友善、坦诚的人”,胡鞍钢并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
胡鞍钢有着一个曲折的求学经历。
一直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的胡鞍钢,直到1978年,才在恢复高考后的次年,经过努力考上了唐山工学院。这时的胡鞍钢已经25岁。
一直念工科的他,却选择了人口、生态问题等切入点来进行调研。1988年,胡鞍钢的《生存与发展》一文,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来研究,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1989年,胡鞍钢与王易毅、牛文元等人就撰写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把中国生态环境危机放在全球背景下讨论,而当时全球面临的危机就是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相比工业自动化,胡鞍钢看到,巨变的中国社会似乎更为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研究。于是,他毅然从从事多年的自动化研究,转行“国情研究”。
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之后,胡鞍钢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会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他也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事实上,在目前决策层的报告和公开表态中,已或多或少地听到胡鞍钢“荐言”的回音,例如目前正在实施的“林业振兴计划”,很大程度上源于2009年年初,胡鞍钢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一封有关“加快林业建设、实现绿色新政”的信。“中国和发达国家正在同步迈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那就是绿色工业革命。”去年在出席各种论坛发表演讲之时,胡鞍钢都不忘强调这一句话。2010年,胡鞍钢仍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这就是胡鞍钢的声音,是胡鞍钢的特色。”胡鞍钢不忘对记者补充一句。
学者
陈日远:“蔬菜”专家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食品安全专家
“最严重的蔬菜样本里,重金属超标可达上百倍”。陈日远以华南农学家的身份,敲响现实警钟
□本报记者徐楠
46岁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是一位“蔬菜”专家。
作为南方蔬菜生理研究中心主任,南方设施园艺研究中心主任,华农绿田南方蔬菜产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日远的一系列社会身份,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词———“蔬菜”。
十余年间,他定点在广州、佛山等大中城市的郊区进行调查,其研究项目关注的菜田近万亩。
他在媒体上发出警示、表达忧虑:“最严重的蔬菜样本里,重金属超标可达上百倍。”他一次又一次看到:一些工厂排出的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流到菜地。而铅、镉等重金属,通过蔬菜的“经络”残留在它们的身体里。
身为广东省政协委员,陈日远的议案《关于加强对我省大中城市郊区蔬菜基地污染调查与治理的建议》,被广东省政协列为2007年5个重点督办提案之一。2007年4月中旬,广东省农业厅会同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局召开会议,形成初步方案报省政协———针对广东所有大中城市郊区菜地的污染展开调查。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大规模菜地污染摸底,这在广东尚属首次。重金属在内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正渗入基础食品生产链条的深处。陈日远以华南农学家的身份,率先对这一现实敲响警钟。
现在,陈日远致力于寻找治理、恢复蔬菜种植土壤的技术研究。在国际上尚无公认优良检测方法的情况下,陈日远和他的研究团队,希望找到一种有效的微生物或其他方法,将土壤中残留的重金属“钝化掉”,使其不再危害土壤。
在东莞、佛山乃至广西等更多地区,陈日远作为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操持着众多的实验点和技术推广基地。他联络大型农业企业,或者动员农户组成蔬菜合作社,推广他们推荐的无毒种植体系,至今,约有2万农户在这些农学专家的带动下,组成合作社。
眼下,陈日远还在促成家乐福超市与农户对接———这位农学专家的视野,从泥土颗粒延伸到广袤大地上的万千人家。
产业
施正荣:仍是太阳之王
○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47岁的施正荣使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缩短了15年
□本报特约撰稿冯洁
收到产能过剩“禁令”之后,无锡尚德仍然计划给美国联邦政府大楼的外墙披上太阳能电池板。这个“太阳王国”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组建制造公司。王国的领导者施正荣,则头顶着“光伏界的比尔·盖茨”、“可拯救世界的50人”等称号。47岁的施正荣使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缩短了15年。
不断占领旧金山机场楼顶、长野住宅屋顶,甚至用于干燥阿尔萨斯平原上的畜草,尚德的产品已经贡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10％。虽然在位于德国南部的欧洲太阳能之都弗莱堡,有人提起“SunTech”和施的名字时,不见得很友好。
1980年代,中国人用三伏天的毒热头给孩子晒热一盆洗澡水的时代,施正荣就远赴澳洲求学,师从国际太阳能权威。让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
核心技术,全球财政补贴以及地方政府的鼎力相助,这是施正荣的制胜法宝。尚德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本土光伏企业,施正荣划定的起跑线为中国光伏业赢得了时间和机会,也埋下了无序竞争产能过剩的祸根。直到金融危机来袭,大多数光伏企业乘坐“过山车”跌到了谷底。
现在,施正荣正努力以正视听,说明多晶硅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其实正是他最早提醒国内同行。他警告说,如果中国的光伏业者再不注重品牌建设,不注重商业模式的建设,最后只能重回到“国人喝汤,洋人吃肉”的境地。而此前,中国一跃成为光伏产业
的最大生产国,占全球总份额从7％到44％,仅用了四年时间。
国内太阳能光伏的高歌猛进,也把科学家出身的施正荣短暂地推上了内地首富的位置。首富只是称号,他自己有新的选择。2005年,尚德在纽约上市后,这位环保英雄却促成了国内唯一关注气候、环保、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这说明,慈善领域不再是传统行业大佬们的游戏,绿色企业家能在短期内成为新富,也能用更少的时间影响更多人的绿色观。
诉讼
张兢兢:希望不再无案可审
○公共利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前诉讼部主任
她希望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大门常开着,不要回避,不要推诿
□本报记者吕宗恕
张兢兢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环保法庭的现状都是无案可审,都是等米下锅?接触一段时间环境诉讼后,她慢慢解开了这个结。
和很多律师一样,张兢兢开始接手的都是常规案件。大概十年前,她注意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背后却衍生出了很多环境受害者,从长江到珠江,从华北到西南,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为了这些污染受害者,她成为一名专职公益律师,为他们提供免费公益诉讼。
张兢兢说,等米下锅、无案可审是现在包括昆明、玉溪在内多个环境法庭的现状,不是他们接不到案,而是他们一般不接案。法院归地方政府管,地方财税收入靠企业,就算企业生产污染了环境,地方政府会主动关闭它吗?在张兢兢十年执业中,不止一次遭遇地方法院拒绝受理环境诉讼的经历。她说,更多律师基本不接环境类案件。原因就是,此类案件耗时长,败多赢少。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成了奢望。2009年12月27日,张兢兢刚从广东韶关回京。因矿山污染那里已是粤北地区有名的癌症村。“还没立案,仅一个环境污染鉴定就花了12万多,要不是免费公益,那里老百姓就算病死,也拿不出这笔鉴定费。”张兢兢连连叹气。
直到现在,张兢兢对武汉海事法院没能设立专门环境法庭而失望。2006年10月,在全国海事审判工作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曾指出,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从涉船、涉货扩大到涉水,为此,湖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吕忠梅也为设立长江水系的环境法庭而努力,可至今没能实现。“我希望法院积极受理和独立审判环境案件,能把像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善法从书面规定变成保护公民权益和自然环境的力量；希望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大门常开着,不要回避,不要推诿。”张兢兢在发给记者的一封邮件中说。
NGO
汪永晨:媒体正被NGO化
○著名环保志愿者,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
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
□本报记者孟登科
这个永不知疲倦的女人笼络了几乎全中国的环境记者。在她和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环境记者正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中坚力量。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时也是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双重身份的她认为,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2005年,汪永晨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时,所做的报告主题是“媒体和NGO的互动”,国外的记者都很费解,记者怎么能够参与到行动?而最近两年,国外同行开始逐步认可这一中国特色的做法。2000年,中国专业的环境记者寥寥无几,为解决这个问题,汪永晨组织了环境记者沙龙。沙龙为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线索。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原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等等体制内官员,都曾是沙龙的座上宾。
目前,中国大约有800名记者、专家和相关机构每天都可以收到绿家园工作人员发来的“江河信息”,而令人惊讶的是处理这些极其庞杂信息的只是一名志愿者。2009年的岁末,汪永晨刚刚结束她第四年度的“江河十年行”,这是汪永晨的另一项行动———每年组织十几名记者,用半个月的时间来实地考察中国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河流,记录这些江河因水电开发而带来的环境影响。
汪永晨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中国江河十年行的十年,是见证和记录的十年,是保护和抢救的十年,是扩大知情权和公众参与决策的十年。
二十年前的秋天,汪永晨看到香山的红叶因为很多人摘折,骑车去香山游玩的市民回家时车把上都挂着一两枝红叶,由于太多的人前往踩踏,树根都暴露了。第一次,汪永晨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矛盾。
二十年来,汪永晨对环保事业投入了全部的身心,她甚至被称为环保疯子,这也为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尊重,当然也不乏质疑。汪永晨的信念非常简单:媒体要影响公共决策。每每有重大的调查报告,汪永晨总是想方设法能将其送进中南海。
不够专业、感性曾一度是反对者对汪永晨的指责。然而,正是这位“不够专业”、“感性”的记者冲在中国环保第一线。一位学生曾这样在给汪永晨的信中写道:谢谢您带给我的震撼。
NGO
杨东平:16年,他跑赢了
○著名环保活动家
他执掌着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NGO,1万余人曾为此服务。16年间,他在环保路上跑赢了
□本报记者何海宁
16年前,杨东平和梁从诫等人一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NGO“自然之友”。16年过去了,六十花甲的杨东平现任理事长。“自然之友”也已发展成为累计会员1万余人,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的庞大民间力量,而且由会员走出去发展的NGO也有十多家。
他领导的“自然之友”也获得了国内外许多奖项:“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和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等。
杨东平功不可没。这位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的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直在关注公共领域的环保事件。新年第一天,他在博客里这样描述落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人类赢了,地球输了”。他更注重生活的环保细节。“自然之友有个口号: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环境保护不仅是对别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杨东平对记者说,“我们提倡低碳生活,抵制高消费、高耗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求不买私家车,节约用水。”
1990年代,杨东平就开始为这种主张呼吁:“我们不想让中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过,那时候国人环保意识淡薄,对环保的认识仅限于“环境卫生、植树绿化”,媒体报道也很少。
在他的印象中,1990年代后期开始,新闻舆论开始全方位关注环境保护。“1998年长江水灾,2000年北京沙尘暴,每个人都感到脚下大地在震动。”他回忆说。现在对公众环保认识的评估上,许多人已能意识到气候变化、生态多样性的重要。
他主编的绿皮书成为业界关注的环保研究成果集。去年3月,“自然之友”发布了杨东平主编的2009年中国环境绿皮书。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认为节能减排压力依然巨大。
与共和国同龄的杨东平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语录:“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是在社会改造层面的一句话,但他觉得在环境问题上也如此:“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抱负才是。”
NGO
马军:拯救地球的“超人”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他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
□本报记者何海宁孟登科
和当年风靡全国的动画片《地球超人》一样,马军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这项英国《卫报》的评奖中,马军成为4位来自中国的拯救地球的“超人”之一。41岁的马军往往是腼腆一笑,口称不值一提。很多人不知的是,这位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为世人熟知,是在11年前编著的《中国水危机》。这本书阐述了中国七大流域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威胁,2004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
十多年间,中国水危机成为中国环境的最大问题,为了寻求解决之道,他甚至成立了专门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需要专业性。”马军总结说。现在,他正编写国内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公众可以检索全国31个省区、300多个地级市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从2006年成立至今,中国水污染地图已吸纳了超过4万条企业超标违规记录。公众只需点击鼠标,就能查询到身边的江河、企业情况,以及政府部门处理结果。2007年年底,他又组织开发了空气污染地图。污染“地图”系列已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环保指标。
不仅如此,对于迟迟未能整治的污染企业,马军往往会发出公开信或直接与企业联系,督促企业治污并公开信息。
马军笃信信息公开是治理污染的有效手段,而信息公开最终需要公众参与起作用。这也是他2004年赴美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之后的结论。2008年底,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的环评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两名NGO参加,马军为其中之一。这被环保界视为“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大型工程公众参与最为规范的一个样本。“马军正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他正在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通过实用的、跨部门的,合作性的努力来确保中国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马军获得“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之后,获奖评语如此写道。
教育
唐锡阳:他创办了环保“西点军校”
○环保社会活动家
孔子有弟子三千,他有听众10万,这位80岁的老人被誉为大学生的环保精神领袖,中国环保“西点军校”创始者
□本报记者何海宁孟登科
80岁高龄的唐锡阳正在三亚写书,书名是“80岁写我”。回顾这半生,他觉得自己做了三件事:写书、办大学生绿色营、全国演讲。
这位耄耋老者在大学生环保圈里,誉为精神领袖。从1996年创办“大学生绿色营”拯救滇金丝猴开始,他每年遴选大学生组织一届绿色营,前往各地自然保护区考察。时至今日,绿色营已从“星星之火”遍布全国,被称为环保“西点军校”。
他的人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V”字,前半生在灾难中度过:抗日战争饱受民族灾难；文革被打成右派,第一任妻子被红卫兵打死,人生被撕得粉碎。1980年落实政策,得以平反。
为了能“躲开政治、躲开社会”,唐锡阳调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这位“民间环保第一人”开始了传奇的后半生。
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在西双版纳探寻野象期间,他结识了在那里观察鸟类的美国人马霞,促成了唐锡阳的第二段婚姻,这在环保界传为佳话。“一本书(指《自然保护区探胜》),强烈的愿望,还有一个老婆,让我有机会到全世界自然保护区去走走。”唐锡阳说。
1998至1999年间,唐锡阳夫妻俩用了7个月时间绕地球一周,探访了许多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带回了三百多公斤的材料,这形成了他的第二本书“环球绿色行”。“这是中国环保的启蒙读物,很多人从这本书开始认识环保。”他说。6年后,唐锡阳把对中国环保问题的反思写成了《错错错》,他用陆游一句诗来概括人类发展历程犯下的大错。那一年,75岁高龄的唐锡阳开始全国巡回讲座———17个城市、130多场演讲。“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我的听众有3万多人。把历年加起来,做个夸张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10万。”
一名NGO活动家感慨这名执著的老人:“75岁还能使劲‘折腾’,而且能淋漓尽致描绘出来,向众人‘炫耀’,唐锡阳先生算是凤毛麟角了。”
科考
杨勇:孤独的探险家
○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独立探险科考者
在别人纷纷拿到各种奖励,光环笼罩的时候,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在西南一隅,四处寻找一份资助去完成自己的环保考察项目。他用自己的脚步完成中国民间最艰难的环保考察,弥补着官方的缺失
□本报记者孟登科发自成都
五十岁的“愤青”
在别人纷纷拿到各种奖励,光环笼罩的时候,这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在西南一隅,四处寻找一份资助去完成自己的环保考察项目。
二十多年来,他用漂流、徒步、攀登、驾车等各种方式实地科考,将自己的足迹留在了几乎所有的江河———长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汉江、塔里木河。
他用自己的脚步完成中国民间最艰难的环保考察,弥补了官方的缺失。他叫杨勇。他的头衔有很多,但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会写明他的头衔。他被媒体称作是最开放的民间环保专家。
整个2009年,杨勇都异常忙碌,马不停蹄地辗转于江河和山脉之间,他甚至都来不及打理自己的胡子。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只能匆匆应付,第二天就得陪一家媒体去看看溪洛渡水电站。
事实上,两天前他刚刚结束了“江河十年行”的活动,风尘仆仆回到成都,在这之前,他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为中国找水”的科考项目———历时143天,贯穿四川、西藏、新疆、甘肃、山西5个西北大省,全程43000公里。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环保践行者竟已年过五旬。一个多月前,在“为中国找水”考察途中的陕西渭河入黄口,杨勇过了自己五十岁的生日。
和很多因为种种契机而走上环保事业的人士相比,学地质出身的杨勇,从一开始注定就和江湖河山结缘。198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攀枝花矿务局工作,受到当时徒步长江的影响,杨勇萌生了徒步考察的念头。经过五年的努力和精心准备,杨勇如愿以偿,1986年,他历经187天,完成了漂流长江这一创举。“6300公里的长江,最触目惊心的是金沙江,森林植被大量采伐,尤其是德砻那一带。”杨勇回忆说。之所以关注金沙江流域,是因为当时三峡水电站正争论热烈,反对方提出来替代方案是金沙江上游的溪洛渡的梯级开发可以替代三峡。通过实地考察,杨勇发现这些替代电站所处的位置地质条件都非常脆弱。
杨勇将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陆续发给国务院、李鹏总理、宋健主任(原国家科委主任)等等,除了四川省环境科学协会给了鼓励的回复外,其他均杳无音讯。
那时他年仅27岁。“我也很奇怪,那么年轻就能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在杨勇看来,当时所提出的水电开发,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杨勇努力找有关资料,找到了唯一的一本《长江上游河谷地貌》,这还是1965年出版的。“我特别想去补充这些看法”。
杨勇怀揣着一摞资料到了北京。他闯过中南海,也闯过全国政协,甚至闯进中科院找某某院士,“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慌,闯了就闯了,这就是一个愤青干的事,现在看来很幼稚。”即便是20年后,杨勇依然没琢磨明白自己当年为什么那么“愤青”,“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一直一根筋地干这个事。”杨勇当时对世界级水电开发的认识,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国家自豪感上,“我希望去完善它”。不可复制的“杨勇方式”“水电一定要开发得明明白白。”这是杨勇一贯所坚持的观点: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开发、怎么开发、需要克服哪些问题、怎么克服。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科考,杨勇发现很多重要的问题都还是模棱两可,“比如地质风险,这是地质科学的前沿,而国内在这方面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研究成果。”二十多年来,他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表达“意见”的做法从未有所改变。汶川地震后,5月13日晚,他立即向国务院发了三条建议:停建岷江所有水库,搞清楚大型水库的破坏情况、防止溃坝,水库的下游区域要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后来,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领导一直与杨勇保持联系。
最近十多年,杨勇逐渐为公众所知,尤其汶川地震后,他和政府的互动也多了起来。他经常被发改委、全国政协、环保部等政府邀请参加一些讨论。当然,并不总是顺利。一位发改委的领导就曾拒绝邀请杨勇参加会议,“有些观点会让政府尴尬”。
这个孤独的探险家有时也会思考“所做的事有没有价值”。每逢此时,他会用“价值在未来”来安慰自己。更多时候,他像一头勤奋的牛,只知道埋头向前。
在结束“为中国找水”活动后,在旅游卫视工作的儿子要做一档节目,围绕着该活动,“每天傻乎乎地坐在那里谈,反反复复,最后把我给整毛了。”杨勇对儿子毫不客气地发起了火。对杨勇来说,一切的兴趣都在探险行走的路上。
最近,杨勇在筹备着更大的计划:花两年时间去实地考察国外著名河流的水电开发。杨勇一直认为自己最精彩的其实还是探险,“我探险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回头来看,探险本身就足以令我自豪了。”用探险的方式搞科研,这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看来,完全是不可复制的“杨勇方式”。
在他看来,“环保者杨勇”的身份很不好。前不久,一家媒体把杨勇评为“十大环保人物”。杨勇说,不希望再报道他个人,“否则我暗访就会有困难了。”
商业
刘佩琪:商业环保的跨国力量
○中美民间清洁能源合作组织“聚思”主席
她是个有本事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专家都搬来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女人
□本报记者吕明合
刘佩琪,或者PeggyLiu,作为中美民间清洁能源合作组织(JUCCCE,简称“聚思”)主席,这个在美国加州长大的华裔,正在用一场罕见的方式颠覆中国环保NGO的运作模式。
与其他中国的环保NGO相比,总部设在中国的的这个组织,看起来矛盾异常。———她做的是环保NGO,却时时提及商业,她来自美国,却标榜自己一切立足中国。“为了这个世界,请行动起来。”刘佩琪说。在其看来,“聚思”想做的,是沟通中西方环保事业的桥梁。
跨国背景和以商业模式来运作环保项目,正是业界公认刘佩琪的两大优势。
身具东西方血液,刘佩琪正利用语言和文化上的沟通优势,雄心勃勃地创建更大的格局。一方面,她源源不断地将美国的各种清洁能源技术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她又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推销中国环保事业的最新理念。“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是沟通的问题。”刘佩琪说。“聚思”正是想加强中美两国在环保领域的联系。“我们不是空降兵,我们做每一个环保项目都立足于中国。”她反复对媒体说。
商业的天性或者源于职业惯性。作为一家非政府、非盈利的环保NGO领导人,刘佩琪习惯了更多按以前的商人身份行事。“我们要求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商业模式。”刘佩琪说。在她的设想中,最终聚思将“联系政府、产业、投资人、研究机构、媒体和其他组织,成为一个清洁能源市场的中心”。“她将拥有全球顶尖环保技术的企业家都带到中国去,让他们与政策制定者、冲锋在环保第一线的人面对面交流。”美国的《时代》杂志曾如此评论说。
她或许的确拥有这样的能力。作为前宏碁集团总裁刘英武之女,刘佩琪人脉颇广。在聚思的各种成员名单中,维珍集团的老板、杜克能源公司董事长、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和能源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绿色建筑协会主席等赫然在列。“她是个有本事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专家都搬来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女人。”《时代》杂志称赞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