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总是不完备的”

　　那么亚历山大什么时候会给姚明股权呢？很简单，假如亚历山大打算开拓中国市场，那么意味着姚明即使退役也仍然可以给他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个时候给姚明股权对双方都有利。但如果没有这个打算，那么姚明就和其他球员的待遇类似了。但即便亚历山大愿意给姚明股权，给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少量股权，姚明肯定不感兴趣，但如果给多了，亚历山大又不愿意。

　　这又回到再谈判当中来。双方必须通过持续的协商才能签订一份股权合同。同样的例子在华谊兄弟那儿类似，给冯小刚等人股权一定有效率吗？不一定。这个股权合同是不完备合同。当华谊兄弟上市交易后，过了解禁期，冯小刚等人的股票就可以上市流通，冯小刚等人可以通过卖出华谊兄弟的股票来获得投资收益，这样股权对其就没有激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公司对于重要的核心成员都采取期权激励，或者做一个股权和期权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股权激励。这样说来，其实华谊兄弟仅仅采取股权激励是无法化解旗下明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

　　在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看似在讲述NBA球员合同的故事，实际上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威廉姆森的理论精髓。按照威廉姆森的思想，只要交易关系中各方都有限理性，未来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一方就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被另一方敲竹杠，这会导致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要试图降低这些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采取适合的治理机制。好的治理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治理！这是威廉姆森的核心思想。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易关系，有些交易关系比较确定，比如球员市场上的一般角色球员，这代表了普通的劳动力群体，其人力资本缺乏专用性，所以被敲竹杠的机会多，敲别人竹杠的机会少，因而这些人都适合一般的市场化的劳动合同，同时通过组建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一系列短期合同加上工会组织，就是一个好的治理。而对于具有一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比如一般的球星、明星以及公司技术人员等，或者专用性较高但未来不确定性不大（比如超级明星球员的运动生涯有限），存在雇员和雇主双边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合同，比如有限期高薪合同附加雇员的某些保障性条款和选择权。

　　而对于那些人力资本具有很高专用性的雇员，比如能够带来持续现金流的超级明星（冯小刚即是如此）、公司的关键技术人员和高管等，通常需要一些类型的长期合同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比如给予股权和期权组合。而对于一些特定的交易类型，比如交易关系涉及较大外部性的，比如公共安全等等，则需要组建政府组织来实施有效治理。

　　由此我们看到，现实世界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合同、各种类型的组织，它们组成了相应的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能够适应各自的参与人类型和交易环境，从而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假如一个经济体中没有选择出合适的治理机制，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一个高交易成本的经济体，因而充斥着低效率。

　　如果我们总是幻想通过政府组织来提供标准化的治理机制，并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那么结果会适得其反。威廉姆森的这些核心思想往往被人们所误读，反而被看作是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这是对威廉姆森的严重误解。威廉姆森之所以一直强调有限理性假设，就在于告诫人们，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并且是多元化的，无法事前就提供出来一整套完美的制度安排。如何形成好的治理？是基于自由选择和规则的有机结合，是基于适应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是依靠设计。毕竟社会不可能工程化，其中更基本是一个自我演化过程。

　　威廉姆森的精神导师

　　在阅读威廉姆森的著作之前，千万要重视他的精神导师的思想：阿罗、钱德勒、科斯和西蒙。只有完整的理解这四位大师的思想，才能够真正理解威廉姆森的理论精髓。威廉姆森迄今著述颇丰，代表性体现在三本著作上，它们是《市场和等级》、《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治理机制》。

　　而威廉姆森对治理机制的认识也是进阶的，从一开始市场和等级的简单权衡逐步过渡到不同治理机制的权衡，然后进一步过渡到各种治理机制不完全性的根源的探索（后期的威廉姆森更多强调了有限理性的作用，和行为经济学保持了密切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看待现实经济生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我们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迪。不过最后需要提醒一点，威廉姆森的书读起来非常拗口，目前国内的译著更加难懂。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基本达意，建议读者有条件的尽可能阅读原著。

　（作者：周业安）